2015年4月21日 “每到春天,作为日本象征的樱花就会由西南到东北开遍日本列岛,而天气预报每天都会用一条线在地图上标出樱花贝贝推进的最前端,这条线就是樱花前线,从早春开始,全日本人日盼夜盘,积极地等待樱花前线的到来……在日本,全国的学校、公司、政府机关,都把4月1日作为一年之始,在樱花盛开的这个时期迎来一年的开始。”日本专栏近藤大介曾这样描写日本的赏樱盛况。如今,中国人赴日赏樱也成为潮流。据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统计,仅三月向中国人发放的签证就多大14.6万个,为历史最高,日本媒体还专门为中国人赴日赏樱发明了一个词“樱花见”。
我到东京时,盛花期已过,错过了樱花,却似乎更能沉静下来去看庶民的容颜和东京的日常。
第一天在东京投宿的小旅馆叫“池袋之家”,位于池袋地铁边的小巷子里。年轻的店员说着绵软的台湾腔华语。办好入住,店员指了指旅馆的柜台边的电话,说,你可以用的。那电话旁边有一行繁体汉字和英文:“您可以用这个电话给家人报平安,三分钟内免费国际长途。”
地铁 如入无人车厢
为了避开东京的早高峰,我们乘坐很早的一班地铁前往火车站附近观光,那个文艺复兴风格的火车站是仿照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而建的,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
虽然才六点半,地铁车厢的各角落都占满了人。一位先生起身让座,我道谢并当仁不让地坐下,因为整个车厢貌似就我一个女士。当然这不意味着选择地铁上班的日本人是清一色的男人。地铁另有专门的车厢供女士使用,我没有强烈的性别意识,只是随机跳上一节,并未感到有什么不自在。
车厢内除了列车开动的声音,其余皆处于静音状态。如果闭上眼睛,你会以为这是无人车厢。偶尔听到嗤嗤的轻声,那是有人在翻书。中途停车,下车者像水一样沿着中间无形的直线流向车门,后来者小心地将空间填满,稳定后便目不斜视,若有所思。
在我目光左前方,几名高大的男子云杉似的拔地而起,证明现在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已经超越了自卑点。一位体面的中年人,左手提公文包,右手扶住皮套圈,一支长柄雨伞悬在右臂上,米色西装里露出乳白衬衫的领袖口。在家庭之外,他会有怎样的社会身份呢?日本企业以终身制为特色,在他为之服务的公司眼里,他被赋予了什么职责?完全看不出来。从装束行头上,他和车厢里的其他男人没什么显著差异,他们的西装都熨得很平整,领口袖口一尘不染,裤线笔直,皮鞋铮亮。眼前这些中产阶级男人,与其说像白领,不如说更像富有教养的知识分子。
战后,日本的职业女性在就业人口中比例越来越大,但对职场男性的统治地位并没构成多大挑战。直到进入东京火车站内,我们才看到位数不多的女士。她们和男士一样步履匆匆,但轻盈从容,给整个车站带来一股清新柔和的气息。
大约八点的样子,火车站如同大海开始涨潮,人们涌进来又流出去,似用现代手法诠释着“川流不息”的意境。偌大的车站,除了女播音员的低声播报,唯一听到的就是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站台上的人默不作声地排队,没人玩手机,更没有人打手机。日本人不愧为超级自律的民族,在公共场所,有时真想听听他们吵个架,激个动,耍个宝,很遗憾,这些都没发生。服务人员也不会热情过火,悦耳的声音,浅浅的笑容,是他们的标准表情。
东京 寡淡、无趣却让人放心
鲁迅曾经沮丧地说:“东京也无非如此。”几天里,我们看过了皇宫、国会、银座、新宿、上野等地后,发出和他差不多的感叹。
若在30年前,这里的一切在我们眼里可能真是天堂才有的风景。而现在,东京和香港、新加坡、上海的显著区别就是日本字的招牌。东亚的现代化大都市,好像都在赛干净利索,赛秩序井然,赛摩天大楼,可这些纽约的小兄弟们,无论怎么努劲,也无法达到大哥的江湖地位,反而渐渐模糊了自己的印记。
脱亚入欧,是日本明治后的基本国策,战后的日本,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了这个目标。经济发展,科技升级,文化多元,彻底替代了东亚传统单一的生活方式。和服、和果子、能乐、歌舞伎,这些某种程度上如同香蕉人的皮,甚至连日语都是皮,肉已不是原来那套了。
有点平淡,或者寡淡,甚至无趣,像个乖孩子,但这也许是东京最让人放心的个性。
这座大都会史称江户,德川幕府时代就已寸土寸金,商业繁荣发达。但如果一个江户人置身今天的东京,恐怕比我们这些外国人还要迷惑不解。一百五十年来,日本社会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片段,其变异的过程震荡了东亚这块古老自闭的土地,比之海啸亦不夸张。
与清王朝缓慢的勉强的改革相比,日本明治政府应对西方挑战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们派出庞大的代表团,用22个月的时间在欧洲考察了国会、军队、法庭、政府、学校、医院、甚至动物园,将西方这个“怪物”大差不离地摸清楚了,接下来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造社会。
在对西方文明的鉴别力上,小日本已远远超越了大清国。他们不大理解清国人在中西之辩上浪费如此多的口舌和心力,西方把自己打败了,就说明他某些方面更厉害,不是很明白的事吗?拼命地说西方的坏话,自己就能打败他们吗?如果自己不变,那不是等死吗?这些现成的道理连白丁也能理解,何况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政府?如果说中国人是日本人的老师,那这位老师确实老糊涂了。
帝国中枢 告别随便发神经
在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后,日本开始向亚洲大陆扩张。第一步吞并了朝鲜,第二步,驱逐俄国人在东亚的势力,第三步,侵略中国。但这个靠军国主义驱动的帝国是短命的,在盟军和中国军队的打击下,它的领土范围又收缩回日本列岛,甚至还损失了好几个北方岛屿。东京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化为齑粉的不仅仅是城市建筑,还有曾经膨胀饱满的自信心,这种破坏比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对东京的破坏严重得多。
日本战败后,设在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部发布了第一项改革指令,是“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指令”。随后,它又发布了《关于日本新闻规划的备忘录》、《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废除对新闻、电影、通讯的一切限制的法令》、《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法令》等改革文件。日本的修宪班子以美国政治制度为蓝本制订出了一部日本的新宪法草案,在内阁会议通过草案后新宪法正式颁布并生效。新宪法除两项条款外,几乎完全是美国宪法的翻版。这两项条款是:变绝对天皇制为相对天皇制,规定“天皇是日本国之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基于国民之总意,主权属于日本国民”;放弃战争权利,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希求基于正义与秩序之国际和平,永远放弃由国家权力发动之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
在盟军强制改造下,日本走上了民主的不归之路。东京这个帝国的神经中枢,便不再敢发神经了。
英语 遭21%的人讨厌
虽然早已“脱亚入欧”,但日本人对英语显然没有邻国那么狂热。据日本国立语言研究所对东西方28国的调查,声称“讨厌英语”的人在日本占21%,名列第一,比一向“仇视”英语的法国还高出3个百分点。可我们不懂日语,在日本旅行,碰到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还得开口用英语。
比如,“请问前往东京大学怎么走?”在地铁站外,我问一位工作人员。
他楞了有一会儿神,像在思考。我们期待地望着他。然后,他就用日语说了一大串,继而用同样期待的眼神看我们。我们茫然不知所云。只好拿出最后一招,把“东京大学”的汉语名字写在纸上给他看,他明白了,耐心地告诉我们怎么走,还是用日语。我们谢了他,好像真听懂了。
这样鸡同鸭讲的情况不止一次地碰到,颇耐人寻味。寻常来讲,一方说英语,对方如果听不懂,他可以直说不懂英语,没什么不对劲。日本人的应对方式是我不懂英文没关系,但我还是要尽力帮你,至于有没有作用,你懂不懂日语,那不是我需要操心的事。
早在多年前,小渊内阁曾提出要将英语变成日本第二通用语言,但成效不彰。在亚洲,参加“托福”考试的九个国家中,日本几乎年年倒数第一。由于发音怪异,普通日本人的英语常常遭到邻国的嘲笑,大概在嘲笑者眼里,处处领先的日本人在某些方面并不比自己高明,心里倒有一些莫名的优越感,甚至可以宽解自己了。就像任何一个母语为非英语的人,普通日本人的英语是比较蹩脚的,不过英语多烂也不会让他们感到生活中有什么残缺,遇到个把外国人问路,也不成问题,大可用自己的那一套应付自如而不觉有愧。
另一方面,服务人员的英语水平却不含糊。乘新干线到仙台,我们直奔旅游咨询处索要地图,其工作人员非常职业,效率极高。我们告诉她,想去鲁迅以前求学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看,她立刻就从地图中标了出来,“这位作家的纪念地址在东北大学,您可以照这个路线走过去,到那边你们再问人具体在哪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吗?”,英文清晰流利得很。(田小满)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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