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博最新官网-陈独秀 在箭杆胡同编辑出版多卷《新青年》~

北大师生合影（第一排右起第三位为陈独秀）。

北大红楼旧照。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

原名陈庆同，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919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北京天桥新世界游艺场，顶楼花园出现了数个身影，少顷，他们从衣服兜中取出一叠叠传单，向空中用力抛去。

如雪花般漫天飘洒的纸片上，印着《北京市民宣言》，呼吁政府“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彼时，国人仍沉浸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愤怒之中。

当晚抛撒传单的主力、《北京市民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

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三年，陈独秀主导出版了多卷《新青年》杂志，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促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是他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独秀在北京足迹

箭杆胡同20号院

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及两个幼子曾短暂居住，同时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旧址。

天桥新世界游艺场

因为悲愤巴黎和会外交失败，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此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呼吁政府“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遭到密探当场逮捕。

北大红楼

1917年，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后在此工作。任上，陈独秀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促成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兴起，并因此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

朝阳门

因为在全国演讲中提及要改变私有制，陈独秀遭到北洋政府公开拘捕，不得不离开北京。李大钊护送他出朝阳门，然后奔天津再转轮船去上海。

箭杆胡同20号院

出版《新青年》吸引进步青年读者群

出故宫东华门，拐上北池子大街，绕进北池子头条，再向北多行几步，一条箭杆胡同出现在眼前。

胡同底部的20号院，便是当年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及两个幼子短暂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旧址所在。

据史料记载，当时陈独秀住所的整个院落分东、西两部分，东院北房及南房分别为编辑部和居所，其他房屋为传达室、车夫住处等。

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新青年》月刊自第3卷第1号起从上海迁移到北京大学续办。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期间，该刊有了很大的发展，仍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出版，共在北京大学编辑第3卷至第6卷，每期约100页，最高发行量为每期15000份，撰稿有300多人。[1]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览部主任陈翔介绍，最早在上海，陈独秀办的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当时这个杂志的编辑多为陈独秀的老乡、朋友，主要的活是陈独秀自己干，所以他压力特别大，无论是筹措经费还是采写稿件，都像孤军奋战。“来了北京以后，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来，《新青年》刊登的文章变得非常有力度。”

这一时期，《新青年》迅速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逐步形成了读者群，进而形成一个特有的新青年群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其中又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为主要代表。[2]

“还有一点特别的是，这处旧居距陈独秀上班的北大红楼只有1公里多，离得非常近。”陈翔介绍，“当年陈独秀在这里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房东姓孙，2001年我们来这里访问，就遇到了孙家一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他给我们介绍，说当年家里人描述过，哪里是陈独秀住的、哪里是《新青年》编辑部，房角那块儿还有个黄包车，陈独秀是租了黄包车每天去红楼上班的。”

2001年，陈独秀旧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历史原因，这里一直混杂居住着多户居民，还有各种私搭乱建。2013年初，东城区将陈独秀旧居腾退修缮纳入该区名城保护重点项目，列入区政府“折子工程”，2015年9月完成腾退修缮。

北大红楼

“一校一刊”结合 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

1918年9月，北京大学红楼建成时，陈独秀已经在北大文科学长任上一年零八个月了。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来学校任职，辅助他对保留着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大进行改革，并建议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实现“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的结合。此后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其实蔡元培和陈独秀早年间就有交往，加上当时陈独秀已经通过《新青年》打响了名气，所以蔡元培一想到要改革北大、一听到陈独秀的名字，就决定聘用他，不惜亲自去请，有刘备三顾茅庐的古风。”陈翔介绍。

到任后，陈独秀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教育方针的改革。《新青年》创刊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认为教育应该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独秀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应该以“研究学理”为主，为此他提出三项办法，即注重外国语、除讲义、多购参考书。二是关于教学的改革。陈独秀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等。

陈独秀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也让北大形成了良好而活跃的学术氛围，这促成了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兴起，并因此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3]

天桥新世界游艺场

悲愤巴黎和会外交失败 抛撒传单被捕

陈独秀一生曾五度入狱，其中一次颇具传奇色彩——1919年6月11日，他在天桥新世界游艺场（现已拆除）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场被捕。

“当时，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遭遇失败，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将转交给日本，陈独秀对此非常悲愤。他意识到，依靠列强去树立公理、战胜不公道是不可能的，必须靠人民、靠政府、靠强力去拥护公理。所以，他和李大钊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喊出了‘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口号，并由胡适翻译成了英文。”陈翔介绍。

负责逮捕陈独秀的侦缉队在递交的材料里写道，当晚，陈独秀“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即由文牍兼探员秦树勋、李文华跟踪侦伺。至约十时，该人潜往该商场五层楼之西南方黑暗处……手持传单，正欲往下扔撒……”

当时一起抛撒传单的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那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4]

“按理说，发放传单是很隐秘的事，应该私下办，但那不是陈独秀的性格，他是一个很外放的人，觉得传单必须公开散才过瘾。”陈翔告诉记者。

经过各界的营救，在狱中困顿近100天的陈独秀出狱。他依然我行我素，到全国各地演讲，由于谈及要改变私有制，遭到北洋政府公开拘捕。李大钊和胡适知道消息后，就在北京车站等着返程的陈独秀，随后把他转移到朋友家里，过了几天，李大钊又护送陈独秀去上海工作。

“他们打扮成追账的账房先生，赶着车出了朝阳门，然后奔天津再转轮船去上海。据高一涵回忆，在路上，陈李二人就谈到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陈翔介绍。

抵达上海后，陈独秀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同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欧旅日等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传播。

后来，也是在陈独秀的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年9月的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 声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独秀研究会原会长陈铁健：

京城北河沿西侧的箭杆胡同9号（现箭杆胡同20号），1917年初，陈独秀携《新青年》来京，他的编辑部和寓所就安置在此，直到三年后离京赴沪。

陈独秀早年受康梁维新派影响，一度主张改良主义，后来赴日留学，苦读西学译著，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参加拒俄运动，继而参与主编《国民日日报》，创办《安徽俗话报》，倡言“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追溯中国衰亡之源，他认为，国民性太差，应当改变一切恶化国民性的思想、观念、制度和习俗。

1904-1905年，陈独秀加入爱国学会的暗杀团，与蔡元培共事。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顾问、秘书长，推动共和维新。讨袁革命失败后，他流亡途中依然坚持革命信念，寻找救亡出路，同时钻研文字学、著书立说。

1914年夏，陈独秀与章士钊合办《甲寅》杂志，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向传统思想挑战。一年以后，《新青年》高扬科学与民主大旗，陈独秀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

《新青年》落户北京，成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依然是主编、主笔。他的意识明确，欲救亡先启蒙，欲启蒙先改造国民性，欲改造国民性先改造青年。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的六义，核心就是科学与民主。在科学和民主精神面前，一切迷信虚妄和专制独裁都无所遁形。找到了科学和民主这一最重要最本质的是非标准，才会有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

作为一代精英的精神领袖，陈独秀身上有着断头流血都不辞避的悍劲，所向披靡的狂飙式的气质，棱角毕露、锋芒逼人。他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先是以《新青年》唤醒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五四运动提出斗争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而且身先士卒，跑到北京南城散发传单，被捕入狱。

他的被捕令全国震惊，引起声势不小的营救运动。与陈素昧平生的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北京政府代表，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陈独秀；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盛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出狱后，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赞助无政府主义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张国焘、俞秀松等都是成员。在互助团试验失败解散后，陈独秀和这些青年人逐步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

可以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以及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培育了一代新青年，进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那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本文参考资料】

[1]陆米强.《新青年》杂志编辑出版史实考略[J].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146-160.

[2]徐光寿.论《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地位与作用[J].江南论坛,2021(03):27-30.

[3]夏小庆.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教育改革思想研究——从改革北大文科到主政广东教育[J].教育教学论坛,2020(37):126-128.

[4]王克昌.陈独秀第二次被捕细节考证[J].北京党史,2012(06):57-58.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马瑾倩

A06-A07版图片/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