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故事从哪儿开始,又将去往何处?

作者 :啸天

来源:深响(ID:deep-echo)

1月中旬,任正非被公关团队“逼”着接受了数次采访。在此之前,华为成立31年以来,任正非接受过的媒体采访屈指可数。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从去年12月开始,一连串风波推动着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使他不得不站到台前。

“外界认为华为到了有公司以来最困难的时刻,您这么看吗?”采访现场,央视记者如是问。

“不是,”任正非的回应迅速而又坚决。他咧嘴一笑:“我们今年至少增长20%,每个部门都跃跃欲试,我叫他们把计划报低一点,否则上头奖金就压你们了。”

整个对话的过程一直都洋溢着这样轻松、坦然的气息,这也是在这次风波中,华为整体表现的一个缩影。

在中美贸易战几经波折、华为深陷争端之际,任正非却始终表现得十分乐观。在提到孟晚舟所面临的境遇时,他甚至笑称,“她准备读个'狱中博士'出来”。

对于目前的贸易摩擦和未来的技术发展,任正非也是乐观的。在科研方面,他说华为会选择去拥抱“人类的胜利会师”,而不是拼刺刀。

本质上,这种乐观是对人类秩序的信任,是对人类共同体的期望,也是他带领华为经历多年波折后,成长为一家国际化企业背后的信念。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这是华为的宣传语,也是任正非几十年的真实写照。

1

「起于苦难」

任正非1944年生于贵州农村,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来到这里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去就是几十年。

他的童年记忆大多与贫穷和饥饿有关:家里7个儿女加上父母9口人,全靠父母的工资生活,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若非如此,就有可能会饿死一两个弟妹。

高考前三个月,因为担心他饿得学不下去,任正非母亲每天早上塞给他一个玉米饼——那是全家每餐节省克扣出来的口粮。在这样的情况下,任正非还是考上了大学。离家时,他穿走了父亲唯一的皮鞋,成了后来他不时回忆起的内疚。

但对任正非而言,生命的苦难并没有因为考上大学的幸运而终止于此。

在考上大学、进入军队,转业成功的顺利之后,任正非先是在工作上被骗了200万,因而丢了铁饭碗,被南油辞退;而后他投身于时代做企业,研发的产品亏损一千多万,公司又差点倒闭。

苦难锻就了任正非的前半生,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中说道:“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1987年,43岁的中年人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拉着几个走投无路志同道合的朋友凑了两万块钱,在深圳河畔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创办了一家名为“华为”的企业。

这一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节奏里渐入佳境。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国民收入9153亿元,全国经济都在飞速发展的势头中。

彼时被一位老人圈为经济特区的深圳,也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10月下旬,刚刚将任正非扫地出门的南油与香港永新企业公司签约,投资970万美元,在深圳兴建并经营深圳永新麻棉针织线有限公司。

12月上旬,深圳中外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暨国际金融与投资展览会如期举行,3000多名深圳和内地企业代表以及1000多名客商参加,共签订合同68项,协议投资总额达2.1386亿元人民币,还签订意向书82项。

同一个月,在17位市长和中外媒体的聚焦下,深圳市政府举办了中国第一宗土地公开拍卖,冒着违宪的风险,拍出三块地卖得2336.88万元,拉开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序幕。

这时的柳传志,正在带领联想给代理的AST电脑装入汉字系统,一度在市场上脱销,销售额超过7000万元。

与华为同样起家于深圳的王石,则即将带领万科,发行股票募资2800万元,正式涉足房地产。

而在这个时刻,如果有谁说那个在破旧厂房里诞生的微型企业日后将问鼎世界,年收入7000亿,得到的回应肯定是异口同声的“清醒一点!”

现实里,任正非正焦虑地谋求“活下去”的出路,他先后研究过减肥药,倒腾墓碑,但都无疾而终。这一年的尾声,歌手王杰发表了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唱着那个时代幻灭的故事。

2

「逐梦电信圈」

80年代的中国,电信行业基础尤为薄弱,技术水平严重落后,几乎完全依靠国外的资本力量。尽管1888年,中国就成功铺设了自己的首条海底电缆,但100年的时间里情况并没有实质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电信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但主管部门邮电部在后来的多次合并、裁撤、再合并中几经波折原地踏步。直到改开以后,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对通信的需求越发迫切,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电信事业才开始奋起直追。

在这种背景下,一次偶然的机会,任正非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着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电话交换机产品,开始了电信巨头天马行空的故事。

改开以后,为了迅速弥补电信行业的短板,中国大量引进国外的电话交换机设备。一时间,国内通信设备市场几乎全是外国公司的天下,最终形成了通信史上有名的“七国八制”,即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产品瓜分中国市场。

没有资金也没有背景的华为当然没有资格代理这些大品牌,只能勉强在农村市场售卖鸿年公司的HAX交换机,以谋求夹缝生存的机会。当时,至少有400家企业做着和华为相同的业务,他们在巨头的阴影下求活,并互相争夺残羹冷炙。

此后几年,一边代理设备拓展市场资源,一边招兵买马尝试技术创新,华为挺过了创业的危险期,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由于产品货源紧张,以及代理的产品出问题很难及时维修,华为在客户服务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成为悬挂在任正非头顶的警钟,日日长鸣。

这也是任正非第一次意识到,华为必须拥有自己的技术。

为了拥有自己的技术,任正非跟清华大学的教授签订了合作开发用户交换机的协议,这位教授派了一个25岁的博士生为华为做开发——这个学生就是先后主持华为几代程控交换机设计与开发、日后成长为华为元老级别资深常务副总裁的郑宝用。

经过夜以继日的埋头苦干,接下来的几年,华为陆续研发出了BH03、HJD48、HJD-04,并在此基础上相继拓展系列化产品。这些产品帮助华为在1992年达到了一个亿的收入,同时让华为逐渐抹平了和进口产品的技术差距。

任正非信心大振,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局用机市场。

1991年,刚刚毕业的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徐文伟来到深圳,入职赫赫有名的港资企业亿立达,主要从事高速激光打印机的开发。因缘际会他碰到了隔壁初创公司的中年老板。对方了解了他的知识背景毕业院校后表现出了明显的招揽意愿,又给他描绘了公司未来的广阔蓝图,徐文伟有些意动,后来了解到有很多校友都在这个公司,于是他就真的跳槽了。

徐文伟就这么来到了华为,开始印刷电路板和芯片设计。

局用交换机上用量最大的是用户板,一块板接8或16对用户线,控制接口和音频编解码对芯片用量也因此“水涨船高”。如果交换机都使用市面上的芯片,产品成本就会节节攀升,唯有研发自己的芯片,才是最好的出路。

徐文伟和同事着手行动,利用先在可编程器件上设计,等到成熟之后再做成品的思路,竟然一次就流片(像流水线一样通过一系列工艺步骤制造芯片)成功。

1993年下旬,徐文伟带头开发的局用交换机JK1000成功获得入网证,紧接着启动的C&C08 20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也在浙江义乌成功开局。至此,华为的成功故事才刚刚奠定基础。

3

「路线之争」

前阿里巴巴参谋长、现任湖畔大学教育长的曾鸣,问过柳传志这样一个问题:“未来联想是想做大,还是想做强?”柳传志犹豫了一会,回答道:“那还是做大吧。”

1995年6月,由于技工贸、贸工技之争,曾经因为汉卡走到一起的倪光南与柳传志分道扬镳。在联想集团干部大会上,“首席技术官”倪光南黯然退场,联想彻底走上“贸工技”的道路。

而华为的选择恰恰相反。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电话普及率相比于建国初期提高了20倍,达到了1.1%。到世纪之交的千禧年,这个数字将提高到50%。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西方巨头蜂拥而至,资金、技术、人才紧跟其后。阴差阳错踏入电信行业的华为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将近10年,在踏入这个强敌环伺的市场前,任正非尚不能明白即将到来的挑战有多艰巨,但巨头的包围圈很快就逼近了。

1998年开始,中国通信市场竞争白热化。中国移动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2G(GSM路线),全都被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公司收入囊中。西方企业利用大幅降价对华为进行围剿,冲击它的每一款新产品。虽然华为已经研发出GSM,但产品还不够成熟,根本无法打动市场。

雪上加霜的是,因为决策失误,过早放弃CDMA(联通2G),一直押注GSM(移动2G),华为无法突破巨头的封锁,被迫出征海外,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这一年,华为销售收入达到89亿元,员工超过8000人,已经是国内最大的电信公司。为了突破巨头的封锁,华为开始开拓非洲、东南亚、中东、南美、独联体等国际市场。

业务快速扩张使华为的管理系统陷入混乱。尽管华为每年都投入超过10%的销售收入到产品开发中,但产品开发周期天数依然居高不下,甚至超过当时业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与此同时,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即便销售额连年增长,销售利润却反而逐年下降。

从1995年开始,华为内部就开始酝酿一个“企业基本法”的雏形。任正非迫切需要科学的管理方法实现华为从“野战军”到“正规军”的转变。1997年六名人大副教授正式为华为起草了《华为基本法》,但任正非的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华为基本法》总计六章、103条,这部企业内部规章是当时中国现代企业中最完备、最规范的一部“企业基本法”,其内容涵盖了企业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开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等方方面面。它一经推出就在业界引起了轰动,很多企业推崇至极也建立了一套类似的管理办法。

任正非却仍不满意。

97年圣诞节前夕,任正非奔赴美国,匆匆忙忙地访问了休斯公司、IBM、贝尔实验室与惠普。其中,IBM的历史给任正非留下了深刻印象。

管理不善曾经差点将IBM拖入深渊,几乎到了解体边缘,但痛下决心的改革又使它起死回生并焕发更蓬勃的生命力。当时的IBM年收入800亿美元,员工近30万人,能使这样的庞然大物绝处逢生的方法正是华为迫切需要的,他决定正式向IBM“拜师”。

此后,任正非一行对朗讯贝尔实验室的拜访也收获颇丰。任正非青年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心超越爱情。他参观了贝尔实验室名人成就展,与巴丁的纪念栏合影,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巴丁50年前发明晶体三极管的工作台前驻足,感叹科技对人类社会巨大的贡献。

这更加坚定了任正非大力投入技术研发的决心。

回国之后,华为开始了一次“伤筋动骨”的改革,并且将技术研发融入到了血肉中。

从1998年到2003年,华为先后实施了IPD(集成产品开发)、ISC(集成供应链)、EMT(经营管理团队)系统,任正非不再独揽大权,企业改由8位高管集体决策。

到了2011年,轮值CEO制度上马,华为的管理决策变得更加科学高效。此后几年,解决内部改革阻力,化解亲友离开的悲痛后,任正非逐渐从内忧外患中脱身出来。在外国顾问帮助下打造的系统,让华为这艘巨舰真正拥有了远航的能力。

此外,自从1998年华为无线部门投入16亿元做2G研发,投入40多亿做3G开发,华为在研发的投入就逐年增长。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53亿美元。

技术研发使得华为创业之初在电信市场站稳脚跟,没有被巨头利用技术垄断驱逐出场,也在日后的几十年间不断为华为注入前进动力,铺平了进入其他行业的进攻道路。

当年华为与联想在“技工贸”还是“贸工技”问题上的选择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华为起于青萍之末,从诞生之初就感受过被巨头技术垄断所支配的恐怖,这使得华为把技术创新当做“救命稻草”,并屡次绝处逢生——苦难的历史造就了对产品和技术的执着;

另一方面,在几十年的商业观察和竞争中,大力投入研发的战略正确性被反复验证,师从美国企业的华为拥有更深厚的经验和更广博的视野。再者,紧抓中国工程师红利的华为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优势,作为高附加值的科技产业,华为幸运地享受了国内市场的发展红利,并将这个经验推及到了世界上其他类似的市场中。

但联想的选择也称不上错,经历过经济物质极度贫乏岁月的一代企业家,对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他们对经济发展充满野望,对收入增长十分敏感。

这一代的企业家,大多都有一个世界500强的梦——“做大”,既是规模“大”,也是收入“大”,唯有这般才能成为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数字。

柳传志是这样,任正非亦如是,只不过后者的路更加曲折。

联想确立“贸工技”以后,进行了一系列并购,一直处于高速的增长中,并很快成为全球第一的PC机厂商,很长一段时间内,华为都只能埋头追赶。

不过这种优势,在华为问鼎全球电信设备领域,并于2012年开始进入电子消费市场之后,就逐渐消失了。

4

「杀入红海」

时间往回拨一点,1994年,摆在联想和华为面前是一个渗透率仅有3.2%、增长迅速的电话市场,以及巨大的国产替代空间。后来的联想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而华为沿着这条路线一直埋头苦干了下去。

当时的ICT行业已然是一片典型的红海,里面巨头林立,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市场的规则已经被各大玩家摸得十分透彻,想要寻找机会无异于大海捞针。但华为从农村重新杀回城市之后,除了与巨头竞争,没有其他出路,必须全力投入科研,比硬实力,比创造力。

当时,与其说华为义无反顾地踏入红海,不如说是“为了活着”。

任正非曾经一度极力反对华为做手机,有高管和研发人员试探着问起,他就大发雷霆。这个问题的根源还要追溯到1998年,那时候正是模拟话机演进到有来电识别功能额数字话机时代。华为虽然较早地做出了数字话机(无绳话机),但是不仅价格高,质量也因为外包难以达标。

那段时期,很多数字话机被作为礼品附送给客户,结果问题频繁出现,服务人员各方奔走给客户免费更换、维修,忙得焦头烂额。有一次被客户反问:你们连无绳电话都做不好,怎么做得好基站?

这一段经历一度让任正非对消费终端产品避之不及,几乎到了“谁提谁下岗”的地步。

但国内的第一波手机热潮马上就要到来了。

1999年GSM实验局通过国家的鉴定,在福建开启了大规模的商用,中国移动等运营商的成本藉此大幅度降低,因而资费也紧跟着锐减。到了2000年,中国移动的用户达到8000万,手机市场迎来了一次猛烈的爆发。

与此同时,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国产手机厂商争取了一段发展的时机,获得了牌照或者贴牌资质的手机厂商,例如科健、波导、夏新、迪比特、TCL、中兴等成功在手机市场崛起,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波导手机在2003年以1000万销量,超过了外资品牌洛基亚和摩托罗拉,夺得销售冠军。

千禧年前后的几年时间,是国产手机野蛮生长的时期,市场占有率曾一度高达50%。直到2004年“审批制”下台,外资品牌卷土重来,当初那些响当当的名字又跌落到了尘埃里。

而这段时间的华为目睹国产手机名噪一时,只能作壁上观好不羡慕。2000年电信启用小灵通,采用来自日本的PHS技术,华为原本有机会上车,但任正非认为PHS技术过于落后,不利于向3G演进所以放弃了。中兴和UT拿下了中国电信的小灵通业务,在之后小灵通大热的几年里数钱数到手软,收入在2003年达到200亿元,与同期的华为相当。

同一年,华为内部管理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任正非在终端战略上的失误导致华为错过了几百亿的市场,虽然大家都闭口不谈,但任正非自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成为了阻碍企业发展的软肋。前文提到的华为第一次决策层面的大变革,也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发生的。紧接着,华为终端公司于2004年成立,上下一心的华为立马奔赴手机市场。

1995年到2001年期间,按照既定的战略,华为在3G研发上投入了近35%的力量,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当时的华为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一条为运营商生产定制3G手机的道路;更不会预料到,这块当年差点被卖掉的业务,会在现在为华为贡献近一半的销售收入。

3G时代到来以前,华为还曾差一点因为跑得太快死掉。在GSM的研发取得成功之后,华为即刻投入到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的研究中,但国内的3G牌照迟迟不发,而期待3G时代到来市场爆发,还要等到几年后苹果手机问世。在这之前投入巨大的研究成果无法变现,华为压力山大。

2002年,华为被迫前往已经发放牌照的欧洲开辟业务,并成功从外企手中拿下了英法德主要运营商的定制业务。从2004年开始,华为开始为运营商大量生产3G手机。

虽然多年耕耘使华为获得了大量的运营商资源,为运营商生产定制手机的业务越做越大,但预想中的3G时代并没有及时到来。定制业务看起来风光,实质上是投资大风险高的“苦活”。市场低迷,运营商的报价越降越低,彻底沦为做一台亏一台的鸡肋。

一大批人没等到华为手机崛起就黯然离开。

时间很快来到2007年,移动互联网的“全民养父”乔布斯横空出世,苹果手机发布,引领了一场智能手机变革。

“苹果救了华为”,任正非坦言。它不仅带动了智能手机销售,并几乎凭一己之力将世界带入3G时代,使华为的“信息公路”获得增长。对标苹果,华为诞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认为在终端上,我们的创新不够,能力不够!”2010年12月3日,任正非在“高级座谈会”上道出了自己对终端的思考。他提醒华为的高层和手机终端公司的骨干,华为要在手机终端的领域做全球第一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这个时间可能是10年甚至更长。

一年后,华为建立了品牌,并着手解决运营商渠道利润低的问题。紧接着三亚会议召开,华为决定将终端并入消费业务,砍掉3000万部低端智能机和功能机。

曾经领导欧洲业务的余承东被三亚会议推到台前,准备传统渠道和电商两手抓,并于2013年将荣耀品牌独立,确定了双品牌战略。到了2014年,华为手机销量终于迎来爆发,荣耀全球发货量2000万台,增长近30倍。至此,华为终端业务终于迈入了苦尽甘来的新篇章。

从为运营商定制的低端电信产品到高端智能手机 ,华为终端业务重造的背后是这几十年持之以恒的科研投入,许多我们无从得见的变化,都是在冰山水面之下,悄然发生的。

30年前,华为还是一家无意中站上改革开放桥头堡的小型民企,在市场中夹缝求生。30年后,华为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化科技企业之一,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净利润86.56亿美元,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30多亿人口。

而今天华为还在持续加码科研投入。截止2018年,华为全球累计获得授权专利87805件,其中美国授权专利11152件。华为在全球拥有18.8万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8万多名,占全公司人数45%。

5

曾有记者问任正非:“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任正非的答案是“一定”。

华为一定会倒下的回答,实质上是任正非对于企业发展哲学性的思考,也是华为多年来居安思危的态度和预判。

在互联网泡沫席卷行业的千禧年,任正非曾发表过一篇《华为的冬天》,里面写道:“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

以这样的态度前行的华为,即便终将倒下,也将比很多人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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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创: 啸天
来源: 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