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失败与自省。有博士研究生说起自己研究圣经的初衷，是为了挑战基督教所提倡的福音和教义，却反而在这个过程里找到信仰。攀登学术高峰的旅途，是一个不断发现最蠢自己的过程，孤独感则来自我们的压力与失败很难与人分享。当人意识到自己理性与意志的脆弱，才会想起叩问“我们已然取得的成就里，是否只因为幸运；我们努力而不可得的结果，又有几分天注定；当下的失败，与人生全部的境遇相比，又能造成怎样的影响。” 人会迷失，是因为前途未卜，可翻开圣经，让人真正感到安慰和力量的，并不是慈爱上帝的话语，而是那些被上帝祝福的先祖的人生，他们跟我们自己是那么相像，有私欲，有算计，尽管有信仰，也有背叛，有灾难和遭遇，有悔改，直至生命的回转。其实，这个起起伏伏的过程，就是摆脱人类个体对于时间观的局限，摊在我们眼前的真理。信仰基督教的过程，不是由自己的理智去辨别和计算而得对自己的最优选择，而是我们在搜寻、低潮、彷徨里才懂得那颗代表知识与理性的头颅有多软弱，在软弱里才放下骄傲看懂自己，在自省里才寻求命运的怜悯，在感动里才真正去认识上帝的存在。有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说：I never pray, unless I'm in trouble. But I'm always in trouble.
2.哪里来的权利。我们都读过很多悲伤的文字，可是真正触动我们的，是那些你可以把自己的情形代入的情节。某次看到一篇文章，讲到傅作恭，哥大毕业的水利工程博士，被堂哥傅作义写信劝回国内参加建设，后因直言获罪，被发配夹边沟劳改，最终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时倒下，被大雪盖住了身体。历史是不值得埋冤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样的悲剧是错误的，我们不再提进化的理念，为什么我们认可自己有人权，为什么我们说“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之下，谁有资格赋予对方权利。我曾读到一篇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博士写的论文，其主题是关于基督教语境下的公司治理，其中提到权利的源头是上帝, 上帝通过创造生命，赋予个人爱与灵 （ 不知道怎么用通俗的翻译比较好，原文的词语用的是grace, spirit)，人权（human dignity）如同上帝写在我们心里的律法（the natural law written in our hearts by the Creator),我们的行为出于这样的律法，促进整个群体繁荣发展。这样的祝福是为human dignity,而我们所能给予别人的，是我们因着被给予，而拥有在先的 （we can only give to others what we have first received)。如果人的权利源自更高位格的赋予（grant), 而人在世界中存在本身的局限，权利便如同租赁，那么，权利就成了可以使用但不得滥用的客体。之后，我也看到有国内学者提出类似的问题和思考。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信仰并不脱离思考，也往往因为思考，带给人确切的信息。
宗教社会学对信仰转变的问题一直沿用了Stark and Finke (2001)的宗教市场理论。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学者固然对宗教市场理论的原型做出了一些改变(Yang 2012)，但是其大体的思路还是在Stark and Finke (2001)理论的影响下。Stark and Finke (2001)将宗教环境假想为一个大市场，所有的宗教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基督教的教堂、佛教的寺庙、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都在这个宗教市场中运行。假想这个市场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宗教组织就会通过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地方(marginal differentials) 来吸引信众。信众也会更具自己的需要“挑选”自己想要皈依的宗教和加入的宗教组织。这个理论模型有其简单粗暴和过于理想化的地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譬如Yang 2012要对该理论进行符合中国特色的改造以解释中国的宗教问题），但是从学术分析的角度上来看，宗教市场的理论将宗教信仰转变的问题清晰地分为了两方面：需求（the supply side）和供给(the demand side)。在有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我们再反过头去看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命题可以被切割为两方面：从需求的角度上来看，为什么高学历的人会去信仰基督教？从供给的角度上来看，基督教（和基督教的教堂）做了什么以至于它可以吸引高学历的人？
我们首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宗教社会学家Loftland and Stark (1965)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一个普适性的信仰转变的模型。他们将促使人信仰转变的因素分为两类：推动因素(push factor)和吸引因素(pull factor)。典型的推动因素比如有原生家庭的不幸或者在生活中经历的挫折与不幸。典型的吸引因素有朋友的影响。结合这个模型以及Stark and Finke (2011) 宗教市场理论，我们对于高学历的人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做出一些假想。譬如，我们有一个高学历的国人A。A可能是寒门走出的贵子，可能原生家庭不是特别幸福。也许A也在工作中经历了一些挫折，因此希望有一个宗教信仰来找寻心灵的皈依。正好，A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同事B，在B的影响下，他慢慢地皈依了基督教。A这个人物的宗教信仰转变恰好是符合社会学理论模型的。A的转变也是在推动因素也吸引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但是，我们不知道A的事例是不是具有普适性。是不是大多数(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的高学历国人都经历过来自于原生家庭、工作生活、乃至其他方面的挫折？是不是他们都有机会接触到信仰基督教的同事或朋友？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他们也会信仰基督教呢？这些问题在没有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是很少有人能够贸然回答的。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切实的去采访这些转信基督教的高学历国人，听听他们的说法。
如果从供给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现有的信息不足以让我们回答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想要从供给的角度去探究这个命题的答案，我们需要知道基督教有什么地方特别能够吸引高学历的人？教堂做了什么区吸引高学历的人？在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学者发现教堂常常会通过举办特定的活动来吸引特定的人群信仰基督教、加入这个基督教堂，并长时间留在教堂 (Stark and Finke 2001; Cadge and Ecklund 2007)。对于这个理论是否适应于这个扎根在中国国情中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个命题。
Reference
Cadge, Wendy and Elaine Howard Ecklund.2007. “Immigration and Relig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359-379.
Lofland John and Rodney Stark.1965. “Becoming a World-Saver: A Theory of Conversion to a Deviant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6):862-875.
Stark, Rodney and Roger Finke.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ang, Fenggang. 2012.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小困困
2016年02月26日
宗教信仰自由，这也没什么吧。文化传播也起到了作用。
不知道从统计（绝对数字或比例）上看，现在是否有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国人信仰基督教；我曾参加过一个基督教学生团契，常有博士研究生或本是高校的老师参加，我只谈为什么有高学历国人最终成为基督徒，抛砖引玉。
1.失败与自省。有博士研究生说起自己研究圣经的初衷，是为了挑战基督教所提倡的福音和教义，却反而在这个过程里找到信仰。攀登学术高峰的旅途，是一个不断发现最蠢自己的过程，孤独感则来自我们的压力与失败很难与人分享。当人意识到自己理性与意志的脆弱，才会想起叩问“我们已然取得的成就里，是否只因为幸运；我们努力而不可得的结果，又有几分天注定；当下的失败，与人生全部的境遇相比，又能造成怎样的影响。” 人会迷失，是因为前途未卜，可翻开圣经，让人真正感到安慰和力量的，并不是慈爱上帝的话语，而是那些被上帝祝福的先祖的人生，他们跟我们自己是那么相像，有私欲，有算计，尽管有信仰，也有背叛，有灾难和遭遇，有悔改，直至生命的回转。其实，这个起起伏伏的过程，就是摆脱人类个体对于时间观的局限，摊在我们眼前的真理。信仰基督教的过程，不是由自己的理智去辨别和计算而得对自己的最优选择，而是我们在搜寻、低潮、彷徨里才懂得那颗代表知识与理性的头颅有多软弱，在软弱里才放下骄傲看懂自己，在自省里才寻求命运的怜悯，在感动里才真正去认识上帝的存在。有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说：I never pray, unless I'm in trouble. But I'm always in trouble.
2.哪里来的权利。我们都读过很多悲伤的文字，可是真正触动我们的，是那些你可以把自己的情形代入的情节。某次看到一篇文章，讲到傅作恭，哥大毕业的水利工程博士，被堂哥傅作义写信劝回国内参加建设，后因直言获罪，被发配夹边沟劳改，最终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时倒下，被大雪盖住了身体。历史是不值得埋冤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样的悲剧是错误的，我们不再提进化的理念，为什么我们认可自己有人权，为什么我们说“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之下，谁有资格赋予对方权利。我曾读到一篇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博士写的论文，其主题是关于基督教语境下的公司治理，其中提到权利的源头是上帝, 上帝通过创造生命，赋予个人爱与灵 （ 不知道怎么用通俗的翻译比较好，原文的词语用的是grace, spirit)，人权（human dignity）如同上帝写在我们心里的律法（the natural law written in our hearts by the Creator),我们的行为出于这样的律法，促进整个群体繁荣发展。这样的祝福是为human dignity,而我们所能给予别人的，是我们因着被给予，而拥有在先的 （we can only give to others what we have first received)。如果人的权利源自更高位格的赋予（grant), 而人在世界中存在本身的局限，权利便如同租赁，那么，权利就成了可以使用但不得滥用的客体。之后，我也看到有国内学者提出类似的问题和思考。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信仰并不脱离思考，也往往因为思考，带给人确切的信息。
3.实证。我个人比较反感别人罗列知名科学家的名字和信仰经历，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正确性，或说明高学历人信仰基督教的权威性。但某些科学的实证，确实会对我们的信仰观造成影响，比如NASA的天文学家欧基弗（John O’Keefe）说过：“按照天文标准，我们是一群受宠过头、珍爱有余、呵护备至的受造物。如果宇宙不是受造精密得无以复加的话，我们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的了。我认为，这些境遇表明宇宙是为了人类生存而被创造的。” 也许文中并没有特别关联“高学历”基督徒，我觉得在信仰上，并不适合以学历隔离基督徒信仰的原因，因为基督徒信仰的根源，并非个体的一种“有效”选择，而是上帝的引领和感动，基于此，无论怎样背景的人，其信仰的原因和经历是大同小异的。另外，我个人更不能代表高学历基督徒去分析一个宏观的原因，以上，只是来自我的视野下，对于高学历基督徒信教经历的见闻，我又顺手搬运了部分他们的思考。
首先，我对于目前国内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信仰基督教迟疑。这个迟疑不是来源于我对命题本身的质疑，而是因为没有切实的、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支撑这个命题。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仰基督教？是不是这些人都是高学历的人？怎样的人可以被定义为高学历的人？怎样的人可以称为信仰基督教？我们怎样定义信仰？是通过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吗？是通过一个人对上帝的相信吗？是通过一个人参加教堂活动的次数吗？如果有一个本科学历的人相信上帝，但是却很少参加教堂活动，那么这个人能否被定义成一名“信仰基督教的高学历国人”？如果我们要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解答这个命题，首先要有具有全国范围内代表性的数据表明这个命题的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就我所知，现在并没有切实有效的数据或者研究支持这个命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假想这个命题是真实、正确的。（以下所有的回答都是基于这个前提做出的猜测）。
宗教社会学对信仰转变的问题一直沿用了Stark and Finke (2001)的宗教市场理论。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学者固然对宗教市场理论的原型做出了一些改变(Yang 2012)，但是其大体的思路还是在Stark and Finke (2001)理论的影响下。Stark and Finke (2001)将宗教环境假想为一个大市场，所有的宗教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基督教的教堂、佛教的寺庙、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都在这个宗教市场中运行。假想这个市场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宗教组织就会通过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地方(marginal differentials) 来吸引信众。信众也会更具自己的需要“挑选”自己想要皈依的宗教和加入的宗教组织。这个理论模型有其简单粗暴和过于理想化的地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譬如Yang 2012要对该理论进行符合中国特色的改造以解释中国的宗教问题），但是从学术分析的角度上来看，宗教市场的理论将宗教信仰转变的问题清晰地分为了两方面：需求（the supply side）和供给(the demand side)。在有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我们再反过头去看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命题可以被切割为两方面：从需求的角度上来看，为什么高学历的人会去信仰基督教？从供给的角度上来看，基督教（和基督教的教堂）做了什么以至于它可以吸引高学历的人？
我们首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宗教社会学家Loftland and Stark (1965)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一个普适性的信仰转变的模型。他们将促使人信仰转变的因素分为两类：推动因素(push factor)和吸引因素(pull factor)。典型的推动因素比如有原生家庭的不幸或者在生活中经历的挫折与不幸。典型的吸引因素有朋友的影响。结合这个模型以及Stark and Finke (2011) 宗教市场理论，我们对于高学历的人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做出一些假想。譬如，我们有一个高学历的国人A。A可能是寒门走出的贵子，可能原生家庭不是特别幸福。也许A也在工作中经历了一些挫折，因此希望有一个宗教信仰来找寻心灵的皈依。正好，A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同事B，在B的影响下，他慢慢地皈依了基督教。A这个人物的宗教信仰转变恰好是符合社会学理论模型的。A的转变也是在推动因素也吸引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但是，我们不知道A的事例是不是具有普适性。是不是大多数(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的高学历国人都经历过来自于原生家庭、工作生活、乃至其他方面的挫折？是不是他们都有机会接触到信仰基督教的同事或朋友？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他们也会信仰基督教呢？这些问题在没有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是很少有人能够贸然回答的。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切实的去采访这些转信基督教的高学历国人，听听他们的说法。
如果从供给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现有的信息不足以让我们回答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想要从供给的角度去探究这个命题的答案，我们需要知道基督教有什么地方特别能够吸引高学历的人？教堂做了什么区吸引高学历的人？在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学者发现教堂常常会通过举办特定的活动来吸引特定的人群信仰基督教、加入这个基督教堂，并长时间留在教堂 (Stark and Finke 2001; Cadge and Ecklund 2007)。对于这个理论是否适应于这个扎根在中国国情中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个命题。
Reference
Cadge, Wendy and Elaine Howard Ecklund.2007. “Immigration and Relig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359-379.
Lofland John and Rodney Stark.1965. “Becoming a World-Saver: A Theory of Conversion to a Deviant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6):862-875.
Stark, Rodney and Roger Finke.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ang, Fenggang. 2012.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刚看过一篇关于洗脑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