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假设是指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 既不会感情用事, 也不会盲从, 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 其行为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 主体所追求的惟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优化。如消费者追求的满足程度的最大化, 生产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

在经济学里，“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通常简称为“理性人”或者“经纪人”的假设条件。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所谓的“理性人”的假设是对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的抽象。这个被抽象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任何经济活动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否则，就是非理性的人。

“理性人”是对经济生活中的一般人的抽象，

一是自私。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

二是完全理性。即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具体而言，在信息充分的前提条件下：

第一，理性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的，至少也相当丰富，相当透彻；

第二，理性人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

第三，理性人有很强的计算能力，能算出每种选择的后果；

第四，理性人能使其选中的方案自然达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即理性人总是选择最优。用程式化的语言说，就是由于具备完全的信息和理性，理性人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所以，所谓“理性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李嘉图将数理方法运用到经济分析中，用抽象的逻辑演绎系统代替现实经济运动。由于引入了边际的概念，“理性人”的理性性质就有了量的表示，即个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可以直观地表示为对经济变量求极值。至此，“理性人”假说的内容被转化为“理性人的最大化”：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产出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此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分别发明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量化了“理性人”的价值目标；希克斯解决了效用与货币收入之间的联系，并且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确定最优消费组合，避免了可能涉及道德的价值判定。

20世纪50年代，“理性人”假说发展到了极至，获得了纯粹工具主义的属性，彻底放弃了任何道德伦理观。阿尔钦提出完全“自利性”作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放弃任何利他考虑；弗里得曼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猜测能力，假如理论的假设能够用来猜测未来，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世界的正确描述。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转变为现实。

经济学的“理性”是指：确知所有选择集合中正确的解。 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是指一种抽象的人所进行的理性选择。什么是理性选择？这就是说，参与经济交换关系中的人对他们的偏好和目标具有理性的认识，对如何实现这些偏好和目标也具有理性的认识，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变化都能正确衡量其机会成本。 实际上，理性选择就是在人所面临问题的那种机会集合中，总是能够选择正确的一种组合。西方经济学在这个假设的前面又暗含了以下假设：

1，信息是完全的。即当事人确知所有与其偏好和目标相关的信息。

2，信息收集成本是可接受的。

3，当事人是全能全知的，他能确知所有相关信息的价值以及用处。有史以来可能只有上帝具备这种能力。

4，信息处理是及时、完全和准确的。

5，人始终是具利己心的。

但是，以上这些假设在现实中都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个假设将面临下面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

1，既然人是理性的，那么，每个人的最初行为就是最佳的，帕雷托最优在市场运行一开始就已经达到，其表现为平均利润为零。

2，既然帕雷托最优是一个市场运行的最始配置，那么这个市场运行的结果一开始就平均利润为零。

3，既然人始终是自利的，那么在理性状态下，每一个参与市场的当事人都事先知道了平均利润为零的结果，即他的所得只能抵偿他的付出，没有利润，因此他的将选择应该是不参加市场。

4，既然当事人始终只能选择不参加市场，因此，市场将是永远也不会存在的。

我们知道，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证明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可是结果却将整个市场都证了伪。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是反对计划经济的，但是，理性人假设只能证明计划经济的有效性。计划经济是假设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央计划系统，可确知全部经济信息，并且及时、准确和有效地做出决策并实施。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计划经济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维持的，因为那些假设都不存在。但是，计划经济符合理性人假设的，因而计划经济也可达到帕雷托最优的。西方经济学已承认了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全性，因而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但是回避了人是否可以全知全能这一问题。

即便我们不追问人是否全知全能的问题，西方经济学这种有限的让步实际上也是否决了理性人假设的全部存在。我们要问：有限到什么程度才叫“有限理性”，是1%一直到99%都可以叫“有限理性”吗？显然，这个问题也是西方经济学绝对无法回答的。 有限理性人假设，实际上是取消了这一假设。

理性人假设即便在西方，对它的怀疑也由来已久。如同时获得了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史密斯（Vernon L. Smith）经过三十年的实验证明，人不可能是理性的。

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与思考自从“理性人假设”诞生以来，就成为了经济学界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界争论的焦点，不曾摆脱过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的批判与思考。这些批判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一）来自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批判

“理性人”是把人抽象为利己主义，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化身，否定了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其他一切特征。他是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为活动场所或背景，对其行为产生影响的唯一信息是市场价格，其个人利益最大化唯一地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理性人”的利益内涵被扩大了，表现为主观效用最大化。这就使“理性人假设”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范围扩大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设，认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与之相对应，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闻名的需要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是有需要的动物，需要有轻重层次，只有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这些理论否定了传统的“理性人假设”把经济利益作为人的唯一需要的观点，使“经济人假设”向现实迈进了一大步，提高了对现实的阐释能力。如这种理论把人类的利他行为视为最终利己的手段，是为了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用西蒙的话说，“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需要层次理论提出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经济人的需求偏好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因素都会影响其需求偏好。因此，人类追求的利益目标是一个多元的效用函数。

（二）来自西蒙有限理性的批判

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由于具有完全理性，经济人才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抉择。但在赫伯特·西蒙看来，这种理性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复杂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人的熟悉能力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经济行为者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对不确定的未来估计出一致的现实概率，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遵循的并不是最优原则，而是满足原则。也就是说，现实中消费者追求的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适度效用；厂商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适度利润。有限理性说修正了经济人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从而使经济人置身于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从决策过程来看，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仍然是追求最优解的，尽管从决策的结果来看，他只得到了满足解。

（三）来自制度学派“社会－文化人”的批判

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他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于现实的理性人假设。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会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人的具体回应是不同的。同时，由于人总是社会中的一员，在一个人的生活目标中，不可能仅仅只有自己，也就是说，人的行为目标是复杂的、多样的，因此，人的决策不是也不可能是使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取决于四周环境的制约，以及本能、习惯、习俗、从众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用“社会—文化人”来取代“理性人”，即用具有多重目标、并且其目标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他人决策及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来取代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独来独往的人，无疑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努力。它揭示出了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把对人的假定向现实又推进了一步，并且把人们的研究目标从给定的一种效用或福利函数引向研究个人目标或偏好的形成过程。

（四）来自行为科学心理实验的批判。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理性人是完全理性的，他不仅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而且知道怎样实现最大化这一目标。而理性人的这种理性行为是以一系列的假设前提，如可比性假设、连续性假设、传递性假设、省略性假设、主导性假设和不变性假设为保证的。然而，许多行为科学的心理实验结果却表明，现实中人的选择行为经常背离理性人理性行为的一系列假设前提。这几个公设对理性选择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在心理实验中或在现实中又的确有反例。从心理学家实验所用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公设。行为科学对理性人假设的心理实验批评的贡献是在假定了单个人在了解全部方案及可能结果之后，揭示出人类选择的非理性（非最大化）和做到理性选择的困难一面。

（五）来自莱宾斯坦Ｘ效率理论的批判。

1966年哈维·莱宾斯坦抓住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与现实不一致的缺点开始对它进行全面的批判。他用Ｘ效率理论揭示了人在生产领域中同在消费领域中一样，其行为也不是最大化的。所谓“Ｘ效率理论”，是考虑生产组织内部因错过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机会而造成的某种类型的低效率。这个Ｘ代表造成非配置（低）效率的一切因素，Ｘ低效率表现为企业的生产活动没有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进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完全地或部分地缺乏尽全力有效利用各种经济机会的动力。”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非凡是由于直接从事生产组织工作的治理阶层和工人（即“内部人”）能够对自身的努力程度进行相机抉择，治理者和工人的行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成为最大化的了，此时，最大化成了一个特例。经过以上综合和修正后的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是在市场制度中具有多元效用函数的个人，他能在给定的硬约束下通过成本 ——收益分析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其行为还不同程度地受到意识形态软约束的影响，从而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他不再仅仅是以纯粹的物质利益为目标，而是明确地包括非经济利益和精神满足。他融合了利己和利他主义，不再是用“成本一收益”核算做出决策，而是在若干取舍之间做出选择，各种选择结果都将对个人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选择的标准即是那些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行为。然而，应当看到，以上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并没有脱离“理性人假设”原有的框架，也没有本质上的创新，只是在原有理论上的修补，所体现的仍然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理性本质。笔者认为：利他主义者之所以乐于助人，是由于其偏好有别于利已主义者。利已者往往有这样的偏好——助人无益于自身利益，不助人无损于自身利益。但利他者的偏好则是——助人会大大增进自身利益，会使自己心情愉悦；不助人则会大大减少自身利益，会使自己寝食不安甚至久积成病，终疾而亡。可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利他主义者同样也属于利已主义者的范畴，只是偏好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