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提供者是指生成、制作、发送信息的源头和起点，他既可以是信息的原生地(信息赖以出现的事实、事件、人物、现象等)，也可以是收集原生信息进行加工、制作、传播的个人或团体。

从业人员常常与主要的信息提供者进行访谈，这是人际接触的一个变种。这种方法涉及到挑选和访问有见地的领导和专家。访谈一般采取开放式的讨论形式，其中被选中的每个人受到鼓励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谈问题。由于与主要信息提供者进行有深度的访谈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完成，并且要求仔细的内容分析，所以这种方法只局限于相当小的一部分回答者。

许多从业人员经常请教有影响的人物，如作家、编辑、记者、部长、劳工领导者、教授、民权领袖、银行家和特殊利益集团的领导者，有的人还请教过酒吧侍者和出租汽车司机。选择主要信息提供者的根据是，他们对问题的了解和他们能够代表别人观点的能力。当然，其主要的局限性在于，因为他们是有目的地挑选出来的，因为他们被认为具有专门的知识和领导作用，所以他们不能反映追随者的现在观点。与主要信息提供者的深度访谈常常会对重大问题发出早期警告信号。

有意的造假信息现象，主要产生于信息内容与信息提供者的利益相关。许多地区的假信息现象之所以难以治理，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比如对于成绩类信息，如果由各级行政机构把自己的“业绩”逐级上报，就非常容易产生夸大倾向：下级由于想得到上级的表扬甚至提拔，往往有意地往数字里“渗水”，而由于上级部门的成绩就在于各个下级部门成绩的“汇总”，所以常常明知下级上报的数字不实，也不采取纠正措施，有时还故意暗示甚至公开支使下级谎报成绩。所以在一些地区，有“统计局变成了情报局”的说法，因为各县的统计局上报经济年报时，往往得“上下”和“左右”地折腾。所谓的“上下”，指上级常常嫌县里报的成绩“太低”，反复地让县里“再核实一下”、“再挖一挖潜力”，所以要猜测上级的意图。而“左右”则指需要了解兄弟县当年准备上报的数字是多少，再决定本县的上报数字：既不能落后于实力相当的县，也不能超出太多，否则万一打击“虚报风”，本县肯定会成为一个坏典型。而做到这一点的难处在于各县的“底数”都不肯轻易外露。本县的数字初步确定之后，还要让书记、县长审定，满意了才能上报。所以，要当好县统计局长，谈何容易!

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建立信息提供者利益无关制度是治理假信息的一个根本途径。所谓的信息提供者利益无关制度，是指用规章制度保证：凡是重要信息，必须由与信息内容无利害关系的人或者部门来负责收集与提供，这样无论信息反映的是什么情况，都既不能给信息提供者带来好处，也不能带来坏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信息提供者就能真正客观地提供信息。比如对于上面的例子，各县的统计局如果由上级统计部门垂直领导，与地方行政体系彻底脱钩，情况就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