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原则，是按照一定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所确立的指导战略行动的准绳和法则。主要规定战略作战的基本方式、方法和行动规范，是战略行动的理论依据。

战略原则需要我们对企业的成长轨迹、发展状况、经验教训等进行研究和总结，整理出一些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合理化现象。

具体的讲：第一，战略要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采取发展行动，如同量身裁衣，可以避开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充分利用自己的长处，有效配置资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企业外部和内生的约束，才能使企业自身能够得到健康、持久的发展。

第二，战略要符合市场的要求。市场是一个大环境，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战略要指引企业来适合市场大环境的生存。企业与市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既有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

第三，战略要符合政策的要求。政府的宏观政策对企业的生存环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引领着经济发展的最终走向。若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与竞争中，在宏观政策调控中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那么就要全面地解读和理解国家的宏观政策，才能从战略到战术上更好地契合政策的发展趋势，才能成为河流里的大鱼。只有把握和坚持发展的原则，才能够在战略中解决在什么前提下做哪些事情，那些事情必须做，哪些事情一定要做好。

将军之道是我们从军事学家那里学到的第一类东西。

第二类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军事学家总结的一些房屋的战略原则。这些原则来自于军事实践，又被用于指导实践。管理学极为重视的案例故事，实际上也是从军事学家那里“偷”来的。只不过，大部分的管理学者沉湎于对众多案例的分析，却少有大家像孙子、毛泽东、克劳塞维茨那样，认为这些原则起到的作用是能够“照明了全部的道路，便利前进，教育判断，并使人免于错误”。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为。

（一）集中兵力原则

在所有的军事学的著作中，以及中国和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争案例中，集中兵力原则是最被兵家所推崇的第一个战略原则。

毛泽东把此条原则称之为“并立一向”，即集中优势兵力于一个方向：“我们的经验是，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在有强大敌军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应只有一个，不应有两个。”

研究拿破仑的学者普遍认为，拿破仑之所以能20年在欧洲所向无敌，在于在战略上，拿破仑善于动员最强大的力量，集中在根本性的目标上，用决战导致决胜是其取胜的关键。 在克劳塞维茨眼里，集中兵力主要体现在他说的数量原则上，他在对拿破仑战争进行反思后说：“对于近代军事史无偏见的检讨导致下述结论：数量优势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具有决定性，所以尽可能集中最大数量的原则，也就被认为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

数量优势：“此乃在战略和战术中最普遍的胜利原则。”拿破仑自己则有“多兵之旅必胜”的格言。当然，克劳塞维茨也知道这集中兵力原则不是唯一的胜利原则，“仅当数量优势大到足以抵消所有其它因素的能力时，它才是决定战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

但如果我们做不到数量优势怎么办？

克劳塞维茨也清晰的回答：“每当不能获取绝对优势时，唯一的办法即为利用我们手中已有的兵力来做巧妙的运用，以求在决定点上产生一种相对优势。”“所谓相对优势，即在决定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通常是以下述几种因素为其基础：即对于那些点的正确研判，开始时就对兵力给予正确方向，以及为重要利益而不惜牺牲不重要利益的决心。”

毛泽东对此的总结是简单的四个字：“各个击破。”“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的局部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在朝鲜战场上，毛泽东曾提出以9倍数的优势兵力歼灭美军。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便集中4万人打张辉瓒的9000人。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更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3个月歼敌25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兵力必须6倍、5倍、3倍，至少3倍于敌，方能有效歼敌。”1947年，毛泽东更把这一条放进了十大军事原则。

军人企业家中，除了张瑞敏之外，似乎每个人都十分看重集中兵力的原则。在王石表现为其“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在华为表现为其写入“华为基本法”的“永不进入”原则：“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广汇的孙广信，也似乎有同样的信条。

对真正理解军事战略的企业家而言，讨论企业多元化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你能否在多点上取胜，更不用说你能否在同一时间里在多点上取胜。

但在管理和军事上，要真正做到集中，往往却很难。这就像毛泽东曾感慨过的那样：“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立能力，采取应付主义。

（二）目标明确原则

目标原则实际上是集中原则的一个逻辑后果。集中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目标。而目标不明确或不正确，则让一支部队――即使是高度集中的部队也无法取胜。事实上，许多的败仗是因为目标不明确或者不正确而造成的。

在朝鲜战争初期，志愿军的目标是打大的歼灭战，要求整师地消灭美军。但当毛泽东发现这个目标不现实时，他立即将此目标降为“零敲牛皮糖，”只要求一次吃掉敌人一个团、一个营、甚至一个排、一个班，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达到了把美军赶回谈判桌的目的。

目标的准确也是不容忽视的。实际上，在任何战争中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认清敌方“重心”之所在。如果对方的这点被打败了，则整个战事都会发生于敌不利的变化。毛泽东称之为枢纽。判断是什么是枢纽、什么是事情的关键，是需要雄才大略的。解放军的辽沈战役先打锦州而后打长春，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正确选择，最终让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可以做到“关门打狗。”

在后文，我还要讨论一个困惑军人企业家的问题，即胜利之后怎么办？实际上，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这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通常一个(军人)企业家在创业的第一阶段目标极为明确，可能就是简单的生存目标，而到了胜利特别是大胜之后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虽然一些人有一些虚空的目标，如：进入世界500 强，便他实际上自己都不知道下一场仗要在哪里打，要达到什么目的。所以，胜军的一个自然后果就是兵力再也无法集中起来，所以，我们也就再也看不到原来的 “常胜将军”继续胜处下去。

（三）出其不意原则

出其不意原则(或者说奇袭原则)被克劳塞维茨认为是军事战略的第三条。它要求部队以快速行动和选择出其不意的打击点取得胜利。

孙子言：“兵者，诡之道也。”又说：“战势不过奇正，以正合，以奇胜。”实际上都在说明奇袭的作用。

克劳塞维茨说：“奇袭不仅是获得数量优势的工具，而且基于其精神效力，也同时被认为是一种实质性的原则。当奇袭能获得高度成功时，则其后果即为在敌军内部发生混乱并丧失勇气。”“优势可在运动中，尤其是在奇袭中产生。”而在方法上，“秘密和迅速是这个乘积中的两个因素。”

（四）追击原则

克劳塞维茨认为可以称为原则的第四条是追击，“追击失败的敌人实为获取胜果的唯一手段。”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提法时，我以为这可能是小题大做。难道打仗之人不知道乘胜追击的道理吗？但当我看到我熟悉的一些企业的做法时，我不禁认为：这对企业家来说，也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

例如：我的一个客户，因为运用了集中原则而在某一个行业打开了销量。所有的人都很高兴，但几乎没有人想：下面该如何做？如果成了一家保险公司的供应商，我如何成为第二家，如何成为所有保险公司的供应商？

大部分的人反应不是乘胜追击，而是沾沾自喜，认为我今年已经有了60%的增长，为什么还要费更大的力气？

让我们看看克劳塞维茨怎么说“当战败的兵力数量增加时，胜利的规模并非随着被击败兵力的大小成比例的啬，而是成级数的增加。一场大战胜负分晓时所产生的精神效果，在失败者方面要远比在胜利者方面为大，所以我们必须特别重视此种精神效果。

在上期所述克劳塞维茨战略四原则之外，在这里提出新的四条战略原则。

（五）主动原则

或者说主动权原则。善战的将军都很重视这一点，他可以做出许多牺牲，但是不能丧失战争的主动权。历史上的《六韬》一书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原则：“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按我们今天的理解，此一便是主动。孙子则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

主动权意味着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地点、方式与敌人会战，而不是让敌方决定。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主动权体现在一个部队逼迫敌人在自己选择的地方进行决战，而决战的最终目的是毁灭敌人。也就是说：克劳塞维茨的主动体现在进攻上。事实上，克劳塞维茨认为进攻是更具有主动性的作战形式。

毛泽东也十分了解战略决策中主动权的意义。在不同的时期，他领导部队用不同的方式赢得和行使主动权：用运动、转移、游击战、运动战，防御战直至进攻。在所有的战争形态上毛泽东都掌握了主动权原则这个至高点。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说法是：“打仗没什么，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当自己力量强大时，就打击敌人：当自己弱小时，就拖垮敌人。但无论何时，不能让敌人指挥自己的行动。在二十几年的战斗里，毛泽东创造的打法几乎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

（六）统一指挥原则

一个部队不能同时有两个领导。这似乎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原则，所以我不必做过多的说明。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知名的大帅，几乎都是集政治与军事领袖于一身的，历史上的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等几乎无不如此。

作了几十年参谋总长，并三战三胜帮助威廉一世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的老毛奇，对这一原则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看法是：

1、 战争不能通过会议方式领导，必须有人说话作出决策；

2、 参谋长以及指挥官的参谋仅仅是指挥官的顾问；

3、 即使是蹩脚的计划，如能彻底执行也比综合、犹疑不定的产物要好得多；

4、 必须在统一的作战原则下，鼓励指挥官发挥主动精神；

5、 上级对下级的命令越少，越简单越好。老毛奇甚至说：“只要战术能够获胜，则战略可以让步。”

在如此宽容下级指挥官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整体的战略意图得以贯彻执行？老毛奇的办法是创立了参谋本部制度。总部及跟随各个战场指挥官的参谋们有责任领导，并把整体的意图贯彻下去，做到这一点，依靠的不是参谋们拥有指挥的权力，而是其拥有更好的理由、信念和上下一致共同的军事信条。

作为企业家，华为的任正非似乎也有类似的看法：“高层重大决策从贤不从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七）计划与计算原则

毛泽东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要很好准备，就必须计划和计算。

孙子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孙子又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曰：知彼知已，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老毛奇曾打过一个相反的比喻，他认为战争类似商业：兵力是投资，胜利是利润，一切都具有精密合理的计算。实际上，他打的每一场战役都花了许多年时间做计划、做准备，而他的对手都没有（也没有时间）做充分的准备。

计划和计算原则的一个逻辑结果是：军队的资源配置与其战略目标相一致。要想打一场歼灭战，必须集中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必须为这些兵力配备足够的武器；必须为他们的行动准备足够的后勤支援。所有这些，对军人来说都不陌生。但我们却可以观察到许多的企业家一方面拥有大得不着边际的目标，另一方面却不愿拿出起码的资源来实现其目标。我们要清楚地算出，这样的企业必败无疑。

计划和计算，对企业战略一样重要。同样，我们知道现实中并非一切都可计算，也许最初的兵力动员和集中可以计算，而开战后战事的变化则无法预料。尽管如此，滚动的、根据最新的情况作调整、作重新的计算，是合理分配有限资源唯一的办法。

（八）创新与应变原则

战争学里最后一条原则似乎应该是创新和应变原则。毛泽东说：“秀才用兵，必败无疑。”原因是他说的秀才只知道书本上的道理，却不知道现实中没有一次出现的情况和书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你想打胜仗，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根据你的情况去创新，去随机应变。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在战争中就更是如此，我相信：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战法，如：地雷战、地道战、水网战、山地游击战等都不是某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无数军民创新与应变的结果。虽然游击战的原则不变（就像我所讲到的这些战略原则一样），但如何在某一时，某一地应用它，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