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商业银行（Svenska Handels Banken，SHB）成立于1871年，以北欧四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英国作为本土业务市场，该行于1982年在北京成立代表处，2002年在上海设立代表处，当前正式升格为分行。瑞典商业银行上海分行于2005年9月6号在外滩12号正式开张，该行在中国的目标客户为北欧和英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并且还将为那些从事北欧和英国地区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的公司提供银行服务。

瑞典商业银行：尊重个人能力的“分散式管理”

“在我们银行中，分行经理是最受人尊重的，说不定哪一天，我还会回到分行做经理。”瑞典商业银行全球执行副总裁薄安沛在该行进入中国20周年的庆典上对记者如是说。

在瑞典商业银行中，各分行的业务量甚至占到了银行总业务量的85％以上，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分行的经营情况决定着总行的命运。因此，为了便于管理，瑞典商业银行逐步确立了分行经理——执行副总裁——总裁的三级“分散式管理”模式。

分行经理最有权力

也许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部门经理只能称得上是“基层干部”，至于那些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决策，就不是他们所能及的了。但是在瑞典商业银行的管理理念里，分行经理却是最有权力的。

“我们的分行经理是银行的基石，他们比在集中管理体制下有着许多条约的经理们更像一个领导者，”薄安沛解释说，“批准信贷申请是银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直接关系到整个银行的利润情况，但是在我们银行里，首席执行官（行长）是没有批准贷款这个权力的，因为按照我们银行的规定，行长是不能干涉具体业务的，业务只能由分行来操作，显然，审批贷款的重任就落在了分行经理的身上，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其他银行有所不同。”

总裁没有权力做的事情，部门经理却可以，这对于大多数管理层人士来说肯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如果真有人这样做了，难免会被扣上“造反”的恶名。“中国不是有句古语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吗？既然要实行分散管理，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委以重任的人有着足够的信任和尊重。”看来，老外倒是对中国的这句古训颇有心得。

表面看来，瑞典商业银行的全球CEO古朗然（Lars O Gr卬stedt）与其他银行家并无二致：身材瘦高、衣着整洁、表情严肃。但这并不妨碍他掌管着全球金融业中最“独特”的一家银行。

若以总资产量计，总资产为1660亿美元的瑞典商业银行仅为全球银行业的第82位，尚不足花旗银行（1.209万亿）之零头。虽然相比多数美国同行，其创建于1871年的历史可谓古老，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率先勃兴的欧洲，亦不乏同样高龄者。

令古朗然充满自信的，是瑞典商业银行在高力度控制风险下，仍能保持杰出的资产回报率。1月8日首次来到上海时，古朗然以一组数据说明自己与花旗银行“不相上下”：其不良资产（Non-Performance Loan）率常年保持在1％左右，2002年12月31日结束时更是只有0.8%，而花旗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为2.1%。权益回报率（Return of Equity）比方面，瑞典商业银行为15.66%，花旗银行为16.7%。需要指出的是，花旗银行的成绩很大程度上赖于其巨大的规模而带来的成本优势，而同样采取其管理结构的同行无人能取得相同的成绩。

与花旗及多数银行“中央集权”，分支只负责执行不同，瑞典商业银行采取一种名为“教堂塔”（Church Tower）的经营原则。其核心理念为：与一个特定公司距离最近的分行将承担对该公司所有的责任。依此原则，即使对于一家巨型跨国公司，仍由与该公司总部距离最近的分行经理对其所有业务持最终决策权。

就仿佛爬到城市教堂顶端鸟瞰整个城市，每个分行经理都应该能够最敏感地体察其客户，这让瑞典商业银行总能从终端处作出反应。根据教堂塔原则，一个公司的所有额度都由与该公司有客户关系的分行经理决定和控制。如果其他分行打算与某个公司的分支机构有业务往来，必须首先得到与公司有客户关系的分行同意。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主要负责的分行将把一定信贷额度分配给其他分行。

“我们不以产品和销售为目标”，古朗然称，其一切工作是围绕对客户服务展开的。对于正在积极探索海外扩张的中国银行业而言，这一操作方式颇具模仿价值。但古朗然也坦率指出，这并不容易被模仿。其核心所在，是这种分散管理的体制下的企业文化：形式上的条约被尽可能降低到最少，原则重于流程。

相应的，是后台管理流程的默契配合：瑞典商业银行并无传统的预算体系！古朗然坦言：“预算更是一个谈判的结果，而不是准确预测的结果”，其直接效果并非其他，而是“降低灵活性和决策性”。鉴于此，瑞典商业银行以严格的财务制度取代预算流程，“随时随地地商讨未来”，而其财务体系的基础是“有效的财务监管系统”和“中央信用体系”。

这一切，都让瑞典商业银行仿佛恐龙世界的一只哺乳动物：虽然个头远小于庞大的对手，但因其灵敏，也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