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分散效应也称为旁观者效应，是指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因为前者独立承担责任，后者期望别人多承担点儿责任。“责任分散”的实质就是人多不负责，责任不落实。

对于责任分散效应形成的原因，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调查，结果发现：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众人的冷酷无情，或道德日益沦丧的表现。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确实是不同的。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

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来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从而产生一种"我不去救，由别人去救"的心理，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如何打破这种局面，这是心理学家正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有句很古老的俗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这句话就是责任分散效应的表现。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的话，他对别人的帮助就责无旁贷，稍微具有社会公德的人，都会主动提供帮助。但如果有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在场的话，这种责任就会自动地分散到每个人头上，变得不确定了，因此提供帮助似乎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成了别人的事。

心理学家 研究 发现，当出现“责任分散效应”时，行为主体受到六种心理因素影响：利他主义动机、社会惰化、从众心理、道德因素、法不责众心理和人际关系相互作用。

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对旁观者的无动于衷、见死不救作出了新的解释。为了验证自己的解释和说明，他们进行了下面的实验。　

他们让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分别以一对一和四对一的方式与一假扮的癫痫病患者保持距离，并利用对讲机通话。他们要研究的是：在交谈过程中，当那个假病人大呼救命时，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所作出的选择。事后的统计显示：在一对一通话的那些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有4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些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因此，两位心理学家对克尤公园的杀人案没有人见义勇为的现象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并概括为“旁观者效应”。

1964年3月13日夜3时20分，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基蒂-珍诺维丝（Kitty Genovese）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吧间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当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听到喊叫声，附近住户亮起了灯，打开了窗户，凶手吓跑了。

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当她又喊叫时，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当她认为已经无事，回到自己家上楼时，凶手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将她杀死在楼梯上。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她大声呼救；她的邻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她，甚至无一人打电话报警。这件时引起纽约社会的轰动，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人们把这种众多的旁观者见死不救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1] 

生活

责任分散效应可以解释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现象，下面的例子就是对这种效应最好的解释。

一个办公室里原本有三个人，每次办公室的卫生都由小张负责。后来，办公室又新来了一位同事，小张就和那位新同事商定轮流打扫卫生。两个人也配合得相当好，办公室还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再后来，又来了一名大学生，他来的第二天早上，当同事都来上班时却发现地上一片狼藉。大家面面相觑。原来，小张和原来的同事都认为卫生应该由最后来的同事负责，而那位大学生却认为卫生已经有人负责了，自己只需要做自己本职的工作就行了。由此可见，当大家都认为别人会承担某种责任的时候，恰恰没人承担责任。

当一个人单独进行选择的时候，他必须担当起所有的责任。但当大家组成一个团队，集体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法时，责任就被扩大化了。大家都有这样的思想：如果出了问题，责任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如果一个团队中每一位成员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那么由集体做出的决定往往更为冒险，这是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

因此，领导者在将一项任务交给某个团队去完成时，一定要指定负责人，这儿出了问题找谁，那儿出了问题找谁，最后直接跟负责人交涉就行了。团队完不成任务的时候，想让你的批评变得有力，就要让你的批评变得具有针对性，责任一定要分到具体的某个人，否则就会出现这种责任分散的现象，你布置下去的任务多半不会被很好地执行。

行政

（1）结果层面

职、权、责一致是行政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职务、权力和责任这三者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平衡的三位一体结构。而在当前我国权力运行过程中，权责却常常出现脱节的现象，导致了出现问题以后互相推脱，甚至到最后没有人承担相应责任的现象。权责不明确和权责相脱节造成权责结构的失衡，权力和责任出现明显的“剪刀差”。银行、地税、国税、海事等一些部门纷纷向下收权，把一些效益好、利益大的部门权力收上来，同时又把一些重大的责任推给了下级主管部门。

（2）在体制层面

建国后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完全按照计划体制管理的需要进行设置的，造成了部门多、机构臃肿、职能交叉、人浮于事、相互扯皮等现象。经过20多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后，尽管中央在这些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但是由于旧体制惯性的影响，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依然不同层次地存在着上述问题。机构臃肿、条块分割、职能交叉必然导致责任的分散。一件事情，本来只需要一个部门管理，需要三个或五个部门，甚至几个机构都涉及管理某一件事情，这是职能交叉的一个典型。

又比如在管理境外人员方面，就设置了外办、侨办、外国专家局和教育主管部门外事工作机构等相近或相似的工作机构。再如“黑心食品”为何屡禁不止，因为责任扩散在工商、卫生、质监等众多部门中；假冒伪劣商品为何久“治”难除，原因也是责任扩散，谁家去管都有理，不去管也有理由。职能交叉的结果就是政出多门，不但使责任分散，而且让下级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该听上头哪个部门的。

（3）在决策层面

心理学家戴狄恩指出，群体决策具有冒险性，并且一般经过四个相关步骤：①群体讨论使群体成员之间产生情感联系；②成员间情感联系将责任分散到成员身上；③责任分散降低了个体对失败的恐惧感；④降低的恐惧感使成员敢于做出更冒险的决策。

决策的责任分散一方面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是人的因素。群体决策原则是一个防止个人专断和集权的有效民主原则，但是一旦运转不好，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政府部门在重大决策方面也是遵循群体决策的原则。只要是群体决策，那就不可能完全避免戴狄恩所预测的群体决策中的缺陷。例如一些政府部门在投资决策环节上出现了决策失误，但是造成的责任后果却无人分担。

（4）在效能层面

在效能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当前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相对低下，行政成本较大。根据成本——效能关系，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机构设置不科学，政府管理成本高；二是程序烦琐、手续复杂、无效成本大；三是会议泛滥成灾浪费国家钱财。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的成本。追求行政效率的最大化是行政机构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政府行政的本质要求。可是我们看到，在当前中国政府机构中依然存在着效率低下等种种现象。事业单位的某些工作人员在上班期间就三件事：喝茶、抽烟、看报纸。上面下达任务以后，各个部门互相推脱，变成了“踢足球”的游戏。造成这种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讲，和“责任分散效应”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