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行为是指生活在特定生活条件下，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完整的人格结构的企业家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对各种简单与复杂的社会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和外在表现。

具体而言，其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家是行为的主体。企业家行为的主体既包括企业家个体也包括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阶层。企业家作为现实的、具体的人生活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完整的人格结构。企业家及其全部社会行为从根本上受到整个社会生活或以生产关系为主导的整个社会关系的制约。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声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方式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其他社会生活条件，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塑造、影响、调节企业家的行为及行为的反应方式，都会引导企业家的行为朝向一定方向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组成企业家群体形成了企业家阶层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企业家们，在长期的经营活动、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家文化，即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存方式，包括价值观、消费习惯、行为模式以及各种物质表现形式。文化同样影响着企业家对社会客体的反应，因此，企业家的行为同时也是文化行为和社会行为，而不仅仅是经济行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的企业家有着完整的人格结构。企业家人格是企业家个人所具有的所有特征的总和，是决定其行为发生及怎样发生的内在因素。

第二，社会刺激对企业家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以将作用于企业家的全部社会客体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社会情境，这是与企业家个体或群体直接发生联系的其他个体或群体；另一类为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地位与经济状况、社会规范、风俗、时尚、信仰体系、社会舆论；民族乃至意识形态等。前者对企业家的作用是直接的、简单的；后者是间接的、复杂的。

第三，企业家行为是企业家对社会政治、经济、伦理乃至意识形态的刺激所作出的回答或反应。企业家行为作为企业家对社会刺激的反应，首先要在主体内部经历一个完整的体验过程，然后才能通过主体的外部行动表现出来。

企业家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大类。内在因素即主观因素，包括企业家的身体因素、情绪因素、个性因素、思想因素等。外在因素就是企业家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

(1)身体因素。企业家行为的发展及其有效性既反映通过经验积累的学习成果，也反映生长中的成熟程度、身体素质的好坏和身体健康的状况。如身患疾病、身体状况欠佳的企业家，他们的行为相对于健康的企业家来说就要受到某种限制。因为身体素质好和身体健康的企业家，他们有充沛的精力、旺盛的斗志，能很好完成企业经营管理的任务；相反，则不然。

(2)情绪因素。企业家行为受到心理健康的影响很大。人们认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企业家就是一个具有良好的自我概念和自觉个人价值等感觉的企业家，也就是有理智的企业家。生活中无所谓完美的心理健康，企业家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家具有健康的心理。健康的心理是企业家行为有效性的一个先决条件。

(3)个性因素。企业家的气质、性格等心理特征都是互不相同的，因此，对行为的影响也是千差万别的。就气质来说，企业家的气质可分为躁郁质型、分裂质型和粘着质型三种典型类型。一般来说，多数人属于混合型(中间型)气质类型。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气质的企业家行为表现是不同的。

(4)思想因素。企业家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思想觉悟的高低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很大。思想觉悟高的企业家行为表现为：处处为人公正，作风正派，乐于助人，工作积极性高；思想觉悟低的企业家行为表现为：事事惟利是图，一事当前，先为自己谋利，工作积极性低。

(5)自然环境因素。企业家行为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宏观自然环境是指社会所处的周围各种条件的总和，如气候、土壤、山脉、河流、矿藏、动植物等等。企业家行为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它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制约。微观自然环境是指人直接接触的水、空气、食物、声音、光照、色彩、温度、湿度、干燥度等，它对企业家的生理、心理、工作效率，生活的舒适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6)社会环境因素。企业家行为虽然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也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宏观社会环境是指企业家的种族背景、民族背景、社会政治背景、社会经济背景、语言文化背景等等。企业家在不同的背景下，有其不同的道德礼仪规范、宗教信条法典、文学艺术风格等等，因此，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时期的企业家，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因而他们的利益、需要追求的目标和行为习惯也是不同的。微观社会环境是指具体的家庭背景以及邻里、亲戚、朋友、学校、娱乐场所、劳动场所、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从微观社会环境来看，家庭、邻里、亲戚、朋友、学校、娱乐场所、劳动场所都对企业家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造成了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经营者——企业家的监督和约束问题，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企业所有者对企业家的行动及其职务行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同时，由于企业家一般总是根据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选择行动，企业家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目标函数存在差异，企业所有者为追求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和保护自身权益，就需要设计一个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使企业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企业所有者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从而监督和约束企业家作出符合企业所有者目标的行为选择。

企业家行为激励、监督与约束机制，也就是对企业家行为目的的选择起制约作用的一系列制度性措施，它属于一种制度安排。而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制度安排，要产生高效率，必须符合人类本性，即符合关于人的行为的一般动机和目的。因为每个人作为行为主体，都是在一定的人性观支配下和一定的制度条件约束下，选择他将追求的目标和为实现目标所可以采取的行为。制度安排作为外因条件，它要通过所针对的行为主体内因，即人性起作用。丽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当然存在其独特的要求。企业家是那些寻找机会，通过创新满足顾客的需要和愿望而运用支配手中现有资源的人，由此可以看到企业家的动机主要有：独立性、创新机会和财务收益等。

1、建立企业家行为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关于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如何分享经营成果的一种契约。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使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一致起来，使前者能够努力实现企业所有者利益即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单纯追求企业的短期效益。其目的是吸引最佳的经营人才且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激励机制”是三个机制中的首要机制。它有如下特点：(1)使经营者安心工作；(2)使经营者担当一定的风险；(3)使经营者追求企业的长期效益及加强长期盈利能力，而不会采取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4)对有才能的经营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5)符合企业所有者的最大利益；(6)清晰、公开、量化、可兑现。

“激励机制”主要构成部分是报酬激励，它由三部分组成：(1)基本工资与基本福利，只占企业家总收入中很小的比重，只是保障企业家的基本生活；(2)效益奖金，是与短期效益(如季或年利润)挂钩的奖金，其占收入的比重也不大；(3)与长期盈利能力挂钩的奖励，如经营者持股、购股权计划，是为了使经营者努力改善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所给予的奖励。企业长期盈利能力的提高能使股价长期上升，从而经营者手上的股票和购股权价值也能“水涨船高”。

可见报酬激励的依据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和企业家人才市场的供需状况。同时，它又应遵循以下原则：(1)报酬与绩效挂钩，股东与经理二者利益兼顾：(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3)固定收入与风险收入相结合，以风险收入为主；(4)直接确定与间接确定相结合，以间接确定为主。固定收入部分由聘任者与应聘企业家通过协商直接确定，风险收入部分，应由市场调节机制间接确定。其它激励方式有：挑战性目标激励、自主权与决策风险激励和职业风险激励等。

2、建立企业家行为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企业所有者或相关的市场载体对企业经营结果、企业经营者行为或决策所进行的一系列客观而及时的审核、监察与分析的行为。公司的业绩、高级主管的各种行为、经营决策、投资决策及融资决策等都很快反映在股票价格上，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及监督机制。成熟的市场经济应以市场机制的间接监督为主，以所有者直接监督为辅。但在目前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对国有企业的评价和对企业家的约束、奖惩还不能主要由市场机制来完成的情况下，建立对国有企业家的直接监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1)股东选举、审批制度监督。股东代表大会成为执行和保障每个委托人权利的组织机构，即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2)监事会监督。监事会有两种：一种是公司企业中依法设立的监事会；另一种是国务院授权的监督机构对所监督的企业派出的监事会。

(3)职工民主管理监督。

(4)指标考核与评价监督。企业家的考核要一改过去的上级主管的一言堂，也不是几个人说了算。正如考核一个国家的国力和发展水平，主要从诸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经济增长率等经济指标来看一样，考核企业家的贡献的大小，也主要从对如资产的保值增值、利税率等财务指标来考核。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核评价：

A、反映企业家经营管理水平的指标。如销售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经营者费用支出成本率、项目投资收益、新产品开发成功率、应收帐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比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事故损失降低率、市场占有率等。

B、反映企业家对国家贡献的指标。如：利润总额、上缴税金总额、国有资产增值额、资产利税率、资产增值率等。

C、反映企业家对社会贡献的指标，如：就业率、环保效益比率、原材料及能源利用率、新产品销售比率、一等品率等。

D、反映企业家对企业贡献的指标，如：净产值增长率、销售收入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率、留利水平增长率、设备更新系数等。

各评价指标的选择应注意行业间的区别，并且各指标所占比重应随行业不同及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同。同时，也要考虑到存在所选指标的能观变量可能存在明显的不为考核者所能控制的随机因素。

(5)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监督。这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管理和检查监督、对资产评估程序的审查及监督和对资产评估行为的监督。

3、建立企业家行为约束机制

“约束机制”是根据对企业经营业绩及对企业经营者各种行为的监察结果，企业所有者或市场对企业经营者或内部控制人作出适时、公正、无情的奖惩决定。制约机制是三个机制中的灵魂，是解决企业代理问题的根本保证。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责任约束。包括对股东和债权人负责、对顾客负责、对职工负责、对政府负责和对社会负责。

(2)预算约束。包括预算硬约束、预算软约束和预算准硬约束。硬约束的条件是：(A)价格是企业的外生变量；(B)税收制是强硬的；(C)企业发生亏损时，承担自主决策的后果，不可随意获取国家财政补贴和以任何形式转移风险；(D)企业严格遵守各种信用：(E)企业必须为自己占用的一切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不存在资金和物质的无偿供应，并且对生产资源需求有限，完全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和预期收入；(F)企业技术进步和扩大再生产所需投资靠自我积累，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其生产要素组合和产品产量，以适应市场。目前，我国存在预算约束软化的趋势。而完整意义上的预算硬约束成为一种理想化模式，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达到预算的准硬约束。

(3)法律约束。主要是制定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规范市场行为及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劳资关系的法律和宏观调控的法律等。

(4)道德约束。为解决前进的“道德祸因”，形成一定的外在舆论和内在约束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社会约束与自我约束的有机结合二道德约束达到了制约机制的高层次要求，同时也是形成最为有效约束力的必要条件。

企业的领导是企业文化的第一设计者、第一身体力行者、第一宣传者。企业领导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思想往往决定着对企业文化的认识程度、企业文化的类型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现在，当人们提起海尔，就会想到张瑞敏，联想到海尔文化；提起联想，就会想到柳传志，自然会联想到联想文化。可见，成功企业的背后无不是企业文化力在起着推动作用。成功的企业必然有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有卓越的企业行为文化。

企业家行为在企业行为文化建设中的功能联系表现在：

(1)企业家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其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企业与员工的行为，决定着行为文化的走向。

(2)企业家行为是其素质的外在表现。企业家素质的高低决定企业行为文化的优劣，以及企业行为文化的表里特征。

(3)企业家是企业的代言人，企业家行为代表着企业行为，体现着企业形象。他既是企业行为文化的缔造者，又必须是行为文化的践行者、示范者。

(4)以企业家行为为导向的企业行为文化一旦形成，不仅对企业与员工行为具有约束作用，而且对企业家行为同样也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

企业家行为的一般环境(general environment)，指的是企业家行为环境因素中那些对企业家行为并不构成直接影响(impact)，只有间接影响(influence)的一系列因素构成的集合体。一般环境往往由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法律、人力资源、社会经济状况等几个部分构成。企业家行为的一般环境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的企业家，它对生存于其中的全部企业家都产生间接影响。因此，一般环境所作用的对象是某一特定地域内的企业家。也就是说，一般环境是间接影响企业家的行为。

企业家行为的任务环境(task environment)，指的是环境因素中那些对企业家实现其行为目标的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企业家行为直接与之相互作用的诸因素集合体。它一般包括消费者、供应者、竞争者、行政管理者等因素。与一般环境因素相反，任务环境是指某一特定企业家的任务环境，它只对某一具体企业家行为发生直接影响，不对其他企业家行为发生影响。

新制度学派根据环境的性质把企业家行为环境分为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以往的组织理论学家强调了信息资源的环境，但这一概念也只是狭窄地解释成识别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如投入的可预见性、因果关系的知识、研究过程的可分析性。但这种认识忽视了作为“理性”组织形式独立存在的制度规则和信仰系统。因而，以往组织理论学家所分析的环境只是一种技术环境，是不全面的。因此，新制度组织理论学家认为，要准确、全面地理解企业家行为的环境，必须从其技术性和制度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按照新制度学派组织理论学家的理解，所谓技术环境(technical environments)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在其间的一个市场上进行交换，企业家通过对其工作流程进行有效益和有效率的控制而获利。在这种环境中运作的组织，期望把它们的力量集中在对其技术流程进行控制和协调，以图缓和或保护其核心流程少受环境动荡性的影响。

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则相反，它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其特征是通过规则和规定(requirements)的精心安排，激励和约束企业家行为。企业家要想从环境中获得认可(1egitimacy)，就必须服从这些规则和规定。这些规定或者源于国家或地方政府授权的法定机构，或者源于专业或同业协会，或者源于限定了特定类型的组织必须如何运作的广义的信仰系统以及其他相类似的来源。不管其来自何处，企业家行为必须服从这些规则或信仰才能获利。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行为的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不能被看做是相互排斥的两种环境状态。事实上，它们能够而且也是共存的。尽管两者呈现某种程度的负相关，但也不总是如此。不同类型的企业家实际上都是处于这两种不同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也就是说，企业家行为的环境实际上是由这两种不同的环境共同组成，只是在不同类型的企业家中两者影响的强弱不同而已。正如斯科特教授所言：“制度环境概念不是要取代技术环境概念，而是对其进行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环境符号方面的重要性，注重环境本身的结构性分析，凸显了环境的二重性，使我们意识到环境不仅是由技术因素组成的，它还有制度特性的一面。从而，使我们对企业家行为环境内涵的理解更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