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保护只能二选一？如何破解矛盾？

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保护只能二选一？

前不久结束的春节假期里，很多人响应号召就地过年，但有一群人“就”的“地”却有些特殊，是机场建设工地，但更是一个考古现场——为了保障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顺利进行，考古人员放弃休假，在工地加班挖掘，度过整个春节假期。

“考古人的春节”引发网友热议，但城市建设工地屡变考古现场，这在历史悠久的古都并不鲜见。不少网友调侃，“西安搞城市建设，最忙的是文物局”“随便一锄头都是文物，十三朝古都不是吹的”。

当五千年文明浸润华夏大地，朝代更迭，万物流转，无数历史印迹归于尘土。地表之上随着城市建设向现代化迈进，埋藏于地下的文物是被拂去尘埃、焕发新生还是遭遇摧残、封印于黑暗，如何平衡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成为摆在现代人类面前的一道命题。

是财富还是包袱？

十三朝古都西安以文物古迹遍布而名扬天下，仅周秦汉唐四大古都宫城遗址就占地100余平方公里，历代帝陵、名臣墓冢等文化遗迹更是不计其数，厚重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文明财富。

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厚重的财富却成为城市发展沉重的包袱。历史风云变迁，大多数古代土木建筑被掩于地下，导致西安城市建成区与遗址区高度重合，尤其是隋唐长安城遗址几乎与现代西安城市建成区完全重合。

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摄于2014年)。邢翀 摄

地表之下，是沉睡千年的文物遗址；遗址之上，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汉长安城和唐大明宫遗址区曾长期被城中村和棚户区环绕，仅村庄就有100多个、人口达50万；出于文物保护需要，遗址区限制工业发展，也导致这些区域发展迟缓。

对洛阳而言，时代变迁也在这座城市刻下了相当多的烙印。包括西周、东周、隋、唐等十数个王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都城、陪都定在洛阳，较长时间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加之人口、墓葬风俗等因素，洛阳地下留存了相当数量的文物与历史遗产。这些遗产一方面成为了历史见证，另一方面如何保护这些地下遗产，成为现代城市发展中绕不开的命题。

文物遗址深刻影响着城市规划。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加速，文物保护与之的矛盾凸显。长期致力于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认为，随着数次城市扩建，特别是近30年来西安市的急剧扩张，唐长安城遗址正日渐消失。

另一方面，文物保护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城市建设的步伐。以现代化标志交通建设为例，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屡次扩建都发掘出历史遗迹，去年7月动工的三期扩建工地勘探发现各类古代文化遗迹4600余处，其中包括各时期古墓葬3500余座，遗迹规模堪称庞大。

地铁更是成为“大型考古发掘现场”：西安第一条地铁2号线历时五年完工，期间发掘出了130多座古墓，出土文物超过200件；目前网线规划中的唯一环线8号线自去年4月开展考古以来，已勘探发现各类古代遗存1574处，其中古墓葬达1356座，古窑4座。

洛阳考古人员现场清理古迹。洛阳考古研究院提供

洛阳城市建设面临同样的问题，首批地铁2016年开始修建，今年上半年才有望正式开通。洛阳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斌说，探测到文物后一般需要半年至一年时间进行考古发掘。“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建设施工单位很容易与考古队发生冲突，认为考古延缓工期，增加建设投入。”

如何破解矛盾？

考古界人士呼吁，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不能简单归为二元矛盾碰撞，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在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

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大明宫是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亦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宫殿群，占地3.2平方公里，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4.5倍。2007年，西安市政府将大明宫遗址区10万居民全部迁出，建成国家遗址公园对外开放，成为东方大遗址保护的典范。

丹凤门曾被誉为“天下第一门”，这是复原后的唐大明宫遗址公园丹凤门(摄于2014年)。邢翀摄

2014年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成功申遗，这座被建造者萧何称为“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西汉帝国大朝正宫比唐大明宫还要大近2平方公里，整个汉长安城遗址面积更是多达36平方公里，涉及到的村庄、企业众多，全部搬迁显然不现实。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等一些考古界专家提出，除了遗址核心区搬迁之外，其余区域原住民完全可以与遗址共生共荣。“汉长安城遗址区域在千年历史演进中留下众多非物质文化，全部拆迁不仅成本巨大，从长远来看也会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逝。”徐卫民说。

文物保护尤其是大遗址保护所涉及的经费往往超出地方政府能力范畴。专家认为，除了中央专项财政拨款外，还可以发行专门性彩票专款专用，调动全社会文物保护的积极性。

西汉未央宫图，如今位于西安城西北方向。张建林提供

就市政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考古前置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向：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时，对于可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需要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随后再将土地交由建设单位合法施工经营。

“这就相当于给城市规划建设设置了一个‘提前量’，提前一两年进行考古发掘。”张建林说，考古不可能阻挡城市发展建设，需要提前把时间交给考古，而非在建设同时再进行抢救性保护。

不过，考古前置有时也并非能完美解决矛盾。刘斌就表示，经济发达地区有财力支持考古前置，但相对欠发达地区更多只能采用先流转土地、再拨出资金支持考古研究。“是完美前置还是部分前置，依然是一些地区考古研究面临的问题。”

考古工作者进行考古测绘，图片由洛阳考古研究院提供

无论是大遗址就地保护还是市政建设中考古前置，不可否认的是，提升城市历史风貌、推出地区文化名片已经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诉求。徐卫民认为，文物遗产可以成为城市软实力强项，随着民众对精神生活追求的提升，软实力更能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引擎。

近年来，西安加大了对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力度，启动了相关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有望从法规上约束城建和开发工程；洛阳则加大力度推进城市大遗址保护，兴建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并在诸多墓葬地点就地建起小型博物馆。

洛阳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主任吴业恒表示，建设隋唐洛阳城考古遗址公园可以起到保护地下遗址的作用，避免过度、无序开发。

对于一些人担心的公园植被是否会对遗址本体造成影响的问题，吴业恒认为无需担忧。“遗址距地表一般在1到1.5米左右，水系可能会造成一些局部影响，但从整体保护看，相对于无序开发，其影响是局部可控的，也是轻微的。”

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不再是激烈的矛盾碰撞，而是朝着和谐的对话互动演进。今人用智慧解答历史与时代交融的命题，文物遗迹也将演变成现代城市的一道身份证明。

作者：邢翀 郝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