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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历史学起源的探索，是一个涉及面较广而又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为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必要对史学起源的其他说法予以简要辨析。

神话传说不是史学之源

与动物界相比，人类不仅记忆力更强，同时还因为具备复杂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将记忆的往事转述给他人，往事被长期和反复地转述，就成为传说。长期转述，肯定会使传说情节越来越扭曲，从而远离真实，并且常常被神话所渗透和覆盖。而神话，则产生于人们对于自然环境、自然力量、自然事物（包括一些动物、植物等）的崇拜、恐惧，是超人间也超自然的想象，或者欲求以想象来超越自然力，是思维走向了背离现实的方向，这与史学的机制正好相反。由于传说和神话在实质上都是在离开现实，二者就容易结合，而对于古人来说，神话的影响因子和魅力远大于传说，所以大多情况是神话覆盖或吞没传说，致使最终尽失具体人物和事件的真情。

研究神话传说的专家，早已指出古时民众集体流传的记忆和转述并不可靠，“对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真实人物的记忆，在民众的记忆中最多能维持两三百年……群众记忆力之发生作用的构造不同：范畴而非事件,典型人物而非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于是类化于其神话上的典型(英雄等)，而事件则并入神话上动作的诸范畴”。因此，神话、传说不仅不能促使史学产生，而且起到的是阻碍作用。实际上神话传说总是向着离开事实的方向演变，流传时间越长越远离史学。所以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传说故事和神话，但不是每个民族都会自行原发性地产生史学。但当史学从另外途径产生之后，传说与神话却可能被当作一种填充素材，经过一定时代之带有局限性的整合，而被纳入历史的叙述。

甲骨文、金文与史学的产生无直接关系

甲骨卜辞充满蒙昧和迷信，与史学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遥不可及，无须多赘。西周金文所处时代，历法已经长足发展，但铭文在记载时间上却很杂乱。整体上看，有的记入日期但年月不一定齐全;有的根本不记，相当随意，无规范可言，反映出其中历史意识的薄弱。青铜器铭文所表达的是记功显德意识，这与反思以往政治得失、汲取经验和教训的历史意识并不相同。其材质和制作方式，适合长久保存，但不便用于传播也不是为了传播。迄今为止，还极少发现西周青铜器载有如同《尚书》之《酒诰》《多士》那样的政府布告。至春秋时期，才有郑国、晋国铸刑书、刑鼎的做法，但这仍不等同于将政府公文制作于金属器具。青铜载体的使用不是促进史学产生的途径。当然，金文作为史料，对于考订和研究西周的历史，价值极大，但史料与史学是不同的概念，甲骨文、金文内容不是史学诞生的源头，那种记载书写方式，也很难跨越到史学的成立。

甲骨文与金文具有“记事”与“记言”两种叙述方式，这与上古史籍的“记言”“记事”或许有方法上的联系。甲骨卜辞在其记述应验的事件中，面对上天的威灵，吉凶祸福都要如实面对，这有助于如实记事理念的形成。金文出于显示功德的目的，未免隐讳负面史事，但作为礼器文字，追述祖上之功德，也会带有对祖先神的惶恐虔诚，同样不能随意捏造史事，这对于加强如实记史的理念，也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这只是长期、细微的文化积淀而已，并非对于史学的直接影响。侈谈甲骨文、金文影响史学产生的说法，多为表面现象的比附和穿凿，而未触及史学产生的社会机制。

史学产生之后才会有记史、修史的官员设置

在涉及先秦史学的论说中，侈谈“史官”问题者颇多，常常充满混乱认识。史官在原初究竟是怎样的职务？需要考镜源流。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中，史官的建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以记史、修史为职责的专职史官，至三国时期的魏国、吴国才真正设立，《晋书·职官志》记载：“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是始有其官，隶中书省。”那么，此前的所谓史官，是何种职任的官员呢？

上古最早从事朝廷文秘工作的官员，应是殷商就已存在的“作册”，作册官带有人名的记载很多，如殷商有“作册吾”“作册丰”“作册宅”“作册般”，等等，作册的重要职责是为君主拟定与宣布册命。周初承袭殷商的一部分官制，保留了“作册”这种职官，留用了殷商的部分作册官;而且周初王室的作册,常常是地位十分尊崇之人。

“作册”与“史”相比，无论殷商还是西周，显然具有了较大的专职性质，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官方文书事务，乃以文字性工作从事人世间的行政事务，不同于贞人、巫史的神秘性、神职性职务。西周“史”官，则是朝廷委派官员履行各项职责的泛称，金文中如史颂鼎记述了史官颂被派出视察基层的“里君”“百姓”，史密簋记载史官密随军东征，史兽鼎记载史官兽被派出监督工程，其他诸如办理祭祀、随从出游、观天象、做筹算等等，不一而足。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期设置了“内史”职官，进入了作册的职掌系列，成为宣布王命的执行人。周康王时的井侯簋铭文记载“王命荣及内史”向周公旦之子邢侯宣布册命封赏。内史与尊贵的作册荣伯一起执行此事，表明内史加入了作册的职任。此后，由内史宣布册命屡见于金文。内史越来越取代作册的职务，使作册逐步退出古代职官制度的历史舞台，于西周中、晚期即趋于消亡，形成了《周礼》所谓“史掌官书以赞治”的官制格局。内史取代作册从事政府的文字方面工作，待到史学产生之后，官方记录史事机制建立起来，内史才兼任记录史事。因此，是史学的产生逐渐促成后世以记史、修史为职责的史官，而不是因为有了史官导致史学的产生。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